在上星期的文章，我提出以「全民政改商討日」也就是商討日（三）及「全民投票日」為香港民主力量做一次盤點。原先我是估計代表泛民主派三條路線的三種方案都能在商討日（三）出線，但結果是只有兩條路線的方案最終能出線，珉和路線的方案因得不到足夠支持，不能成為「全民投票日」的選項。但因整個決策流程都是由「和平佔中」支持者以公開、透明及公平的程序而決定出來的，即使並不完全脗合原先希望所達成的後果，我們也必須尊重透過民主程序所作的決定。
「全民投票日」是否必然不能夠發揮原先設計的那種盤點作用，現在還是言之尚早，但商討日（三）的結果，卻意外地給我們另類的民主盤點。這些資料，或許對在之後推進普選特首的運動以至香港民主的發展，能提供重要的參考。
第一點是關於泛民主派激進一翼的情況。任何稱為激進的群體，他們的政治信念多是信息較簡單及排他性較強的，這是他們的本質。因此，他們要在過程中用方法去把那些與他們的政治信念不完同相同的團體盡力邊緣化，也是可以預見的。他們也準備運用策略去動員及投票，以爭取自己政治信念的最大化。這在商討日（三）的過程中就可以見到。但他們絕大部份都是遵守遊戲規則的。
能在商討日（三）投票的條件是過去曾簽訂了「和平佔中」意向書的市民及在商討日（三）參與了商討並在當天簽訂意向書的市民。所有在商討日（三）舉行前簽了意向書的市民，即使不參加當天的商討，按之前已定下的規則，是有權在商討日（三）當天投票的。但若在之前未簽意向書的，我們不接受即場到商討日（三）才簽意向書，而必須參加了商討日（三）的商討程序之後才可以簽意向書然後投票。這規則背後的精神是要讓所有「和平佔中」的成員也就是簽了意向書的市民享有決定權，但我們也希望盡量推廣民主商討的精神。
在商討日（三）那天，的確是有一部份參與者並沒有參加商討就去投票，但他們絕大部份都是曾參加過去的商討日也已經簽了意向書的市民，按規則他們是完全有權投票，雖他們並不認同「和平佔中」所要推廣的民主商討精神。有報道指有些人經網上號召，即場來到要求投票並聲稱曾參加過之前的商討日及簽訂了意向書。在事前我們是有預見這情況的，但因曾簽訂意向書的資料中存有敏感的個人資料，我們不希望把這資料庫開放給前線負責處理投票事宜的義工，以保障個人私隱，故只以信任的機制，要求那些聲稱曾參與過去商討日的人士提供一些基本的相關資料。只要他們能做到，我們就會相信他讓他投票。這種制度當然會有被人濫用的風險，但與保障個人私隱的重要性平衡後，我們還是決定冒上這風險。而實際上，有可能是濫用這安排的人只是佔總投票人數的極少數，對投票結果影響不大。
盤點的結果是泛民主派激進一翼的政治立場是排他性較強或包容性有待提升，對民主商討的精神接納程度不高，且準備運用策略及利用現有規則的空間去達成其政治目標，但整體仍是願意按民主程序辦事的。
第二點是關於泛民主派珉和一翼的情況。能稱為珉和派，按定義及本質，他們的政治包容度自然是比較高的。而當中又可再分為兩批。第一批是屬於泛民主派主流政黨的成員，他們當然有一定的群眾基礎，而在商討日（三）的過程中，他們都願意按着規定辦事，也非常願意實踐民主商討的精神。不是他們不懂運用策略，而是他們不願意在與同路人尋求共識的過程中使用謀略，也相信其他人會如他們一樣做事。可以說他們是一群「老實人」，或許有人會說他們是「太老實」。
另一批珉和派，支持者有多少難以預知，但卻肯定沒有直接的群眾基礎，即他們沒有一群可以直接動員的人。他們所提出方案可能會考慮較多不同因素包括了北京政府能接受的程度，相對上亦較複雜，因而較難被普羅市民認知。他們也沒有太多的積極性及動力去在公民社會及普羅市民中間推廣其方案，而他們的主要支持者，多屬一些未必會積極投入民主運動的市民。他們的真正支持度可能未必是低，但因欠缺動員力，故在他們能把支持者能組合起來並起動前，實難以掌握到他們的真正支持度是多少。
但對商討日（三）結果影響最大的，都不是泛民主派激進或珉和的任何一翼，而是單純來自公民社會的群體甚或那些積極追求香港民主但不屬任何團體的個別市民。這從大部份商討日（三）的參與者都是沒有團體聯繫可看到。他們可能才是「和平佔中」及現階段支持以公民抗命去推動民主的最核心力量。這一群人在現階段的選擇是支持較理想的方案，故強調公民要有平等及直接提名權的學界方案能成為得到最多支持的方案。這群人是否最終也是會堅持公民提名，或是當特區政府提出它的具體方案時，也能接受一個能符合國際標準卻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在現階段的盤點是並不能準確掌握得到的。
商討日（三）的結果，或許令泛民主派內部引起更大的矛盾，但也可能是一個契機考驗泛民主派各方的民主素養，刺激珉和泛民主派必須作更積極的部署，及讓所有支持民主普選的香港市民認真去思考如何平衡理想與現實的考慮。意外得來的盤點資料，或許能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帶來新生的動力。
戴耀廷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佔中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