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先生出面阻止由張光直牽頭的哈佛大學與四川大學合作考古挖掘一事，很多人都認為夏先生過於保守，其實看看夏先生的日記，就會明白他這樣做的理由。
他1937年到埃及參加考古挖掘，聽到考古學家「大罵埃及人民，說恨不得阿斯旺堤潰決，將其人民悉行溺斃」。「我聽過後，未免為埃及人民難過，轉想到吾國的情形，幸得沒有開放外國人進來挖古，否則一定免不得遭罵；傳教士與商人的侮罵我國，已是夠受，希望不要再添上外國考古學家。」
他回國後，西北考察時看到外國考古學家安特生的跋扈，更加憤慨，所以他從事考古也有為國人爭口氣的想法。而且通過研究，他確認仰韶文化比齊家文化早，否定了安特生的新石器文化分期的學說，結束了外國學者主宰中國考古學的時代。
49年後，他多次主持大規模考古發掘，取得了蜚聲海內外的成績。但是他也清醒認識到50年代，中國考古水平在日本之上，但60年代以後，就被日本超過了。80年代以後，他和其他考古界人士都對國內野外考古水平下降而憂心。所以他堅決不同意考古學有什麼「中國學派」的說法，沒有提出新方法與理論，只不過是一種中國史料而已。
日本學者藤枝晃1981年訪問考古所，當他面說：「『敦煌在中國，敦煌研究中心已在日本。』頗為得意。」他在日記中雖然沒有說什麼，估計和他清華時的老師陳寅恪一樣心情：「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而國內考古界的現狀是：他考察秦陵兵馬俑時，看到考古人員不負責任，把真兵馬俑修成了假古董；清西陵保管所，謊報說雍正泰陵已被盜而偷挖陵墓，被他制止後，地方領導還通過《人民日報》內參來告狀；黃石銅綠山古銅礦一處遺蹟，他們費盡工夫想保護，還是被炸了；陝西省政府多次提出發掘乾陵和橋陵並搞外資合作，都被他通過上級部門一次次否決掉；故宮一直出口文物換外匯，社科院也有個人文科學發展公司搞創收……
在這樣的狀況下，還搞什麼合作考古，就會給一些人渾水摸魚的機會。而且一旦考古有發現了，卻都是外國人做出的，這樣國內如何寫考古報告。所以他動用資源否決了美、德、法、意、日等國提出合作考古的要求。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中科院還是以偷梁換柱的手段與美國史密森學會合作發掘吉林榆林縣周家油坊化石和舊石器遺址。後來他和一些老學者合力通過上級領導讓人大制定頒布了《文物保護法》，可是離法治還太遠。夏先生去世後，國內文物與考古的亂象，就證明他的擔心並非多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