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走出六四天安門廣場的樹仁學院新聞系三年級學生、學聯代表會成員李蘭菊，25年來以倖存者、見證人為己任：「重複重複講，到最後崩潰，我話夠了，我作一個見證人的責任到此為止了！但很難，除了有責任，還有每逢被那些是非不分、扭曲的人刺激，我還是要繼續講。」
「90年我在多倫多大學紀念六四，一個白人女學生拿着朵花過來，話：『You Chinese are great, you guys are great people.』當時中國還很落後，但中國人給外人的形象是他們說你們真是偉大的民族。現在的強國人走到外面是怎樣形象？中國人想做哪一種『強國』人呢？」
李蘭菊在海外講六四，曾被來自內地的人指控說謊、有政治企圖，甚至謾罵是狗、民族敗類：「以前感情上不是這麼大的衝擊，因事實勝於雄辯，這麼多歷史照片，世界各地媒體都眾口一詞。但過了越耐越難受。」六四記憶的敵人不單是時間，還有中共當局的篡改和扭曲，連香港也難以倖免，令李傷心：「以前無論去到邊，內心混亂時，見到香港維園那片燭光壯麗，香港人那種堅持和良心，對我來講好鼓舞。但現在香港已經不同了。」
一度精神崩潰想放棄
「11歲的小男孩拿石頭想衝向解放軍，不停哭喊：『我哥哥被打死了，我和他們拚命。』我怕他送死抱住他，他最後掙脫追着軍車跑了，一直叫：『哥哥啊！哥哥啊！』」這段廣場見證，李蘭菊講了無數次，但每次再講還是熱淚盈眶。
「其實很想忘記。但我之所以能走出天安門，是有人付出代價、有人保護我，也對我有期望的。生命中給我遇上，我當時只是個普通學生，現在只是個普通家庭主婦，只是靠我的常識和基本良知去講我應該講的事。」當年槍聲嚎哭聲不斷的天安門廣場上，李因為暈，被扶到救傷站，每次救傷車到，醫護人員都讓香港學生先上車走，李不願意，因明明有那麼多重傷者。直到一個醫生緊握她的手，用英文講：「你一定要離開這裏，回去告訴全世界，我們政府用甚麼手段對付手無寸鐵的百姓。」
已移民美國的李蘭菊，六四20周年時回港被很多團體邀請，每天講六四見證，一度精神崩潰，想過放棄。平反六四的熱血已隨時間推磨變成沮喪，但她不曾絕望： 「只要還有一點燭光。」
《蘋果》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