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茲罕默症是所有病徵中，最令我感到恐懼的一種。
它並不折磨你的肉體，甚至讓你在感覺到痛苦之前就已經忘記了它。它只是一點點掏空你的記憶，你開始想不起許多事、許多人……慢慢地，你不僅忘記了，而且忘記了怎樣去表達這種忘記。你丟掉了語言，丟掉了闡明自己的能力，迷霧從四面八方升起來，越來越濃，你最後一個交出的東西，是自己。
如果沒有自覺和抵抗，整個過程，一點也不疼。
陌生嗎？仔細想想，這實在是中國人家常便飯般熟悉的感受。（香港又何嘗不是？）「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你問我看見了甚麼，我說我看見了幸福。這個感覺真讓我舒服，它讓我忘掉我沒地兒住。」音樂人崔健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唱出了集體的阿茲罕默症。25年前，他帶着這首歌來到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輕輕應和。紅布的存在一旦被意識到，就無法再忍受。學生們想摘掉紅布，卻被更大的紅布迎頭壓下，蓋住了屍體也蓋住了理想。
它最想蓋住的當然是記憶：記憶必須消失，紅布必須隱形。
開槍的政權從未放鬆過清除記憶的努力。他們傾舉國之力進行訊息封鎖與改寫，對記憶頑固的人群逐個施以個體懲罰，25年來從不懈怠。直至今天，北京一個規模小到只有13個人參加的閉門聚會，仍然因為掛了「紀念六四研討會」的名號，與會者便傾數被罰，輕則傳訊問話，重則刑事拘留，罪名是「尋釁滋事」。
可問題是，在歷史親歷者的身上，1989又何曾只是記憶？
因為2014年5月3日的研討會，被刑事拘留的有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有著名律師浦志強，有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有八十年代出生的女孩劉荻，還有教會長老胡石根。1989年的北京，他們有些人是上了廣場的學生，有些是老師，也有還未長大的孩童，看着哥哥姐姐在廣場上哭泣。他們的同學、朋友、親人死在廣場，但是理想並沒有。他們稱自己是「八九一代」。在他們身上，1989並沒有因為廣場槍聲終止，而仍然是進行時。
不只是他們。當年廣場的參與者，旁觀者，受感召者，如今正是從四十歲到六十歲的社會中堅。稍稍翻查歷史，有多少人走下廣場，卻並沒有翻過那一頁的日曆？民營企業家、NGO的創建者、媒體人、創作者……多少人在各行各業，延續着他們的1989？
舉個例子，1990年後在中國各地興起的民營書店，北京的萬聖書園、上海的季風書店、南京的先鋒書店、杭州的風入松、貴州的西西弗……這些在各個城市遍地開花的場域，是滋養了一代知識人的書店，也是最積極倡導公民精神的公共空間。他們哪一個的精神來源，不是當年的天安門廣場？曾做過學生領袖的萬聖書園老闆劉蘇里更是直接說：書店，就是廣場的延續。
90年代之後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能量，幾乎直接來自「八九一代」。
在香港，延續至今天「佔領中環」的爭取民主改革運動，最重要的啟蒙起點又何嘗不是1989。25年後，反蝗蟲反大陸已經成為我城民意主流的今天，1992年出生的男孩仍然對我說：「我關心社會、支持碼頭工人罷工、參加政改商討日、參與社會運動，我的精神資源都是來自一九八九。是啊，我九二年出生，可是每年香港十幾二十萬人坐在維園，他們是儍的嗎？我們看不見嗎？八九沒有結束啊。」
對抗集體阿茲罕默症，這或許是最好的辦法：故事沒有變成記憶，又何來終結？
艾墨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