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茲罕默症是所有病徵中,最令我感到恐懼的一種。
它並不折磨你的肉體,甚至讓你在感覺到痛苦之前就已經忘記了它。它只是一點點掏空你的記憶,你開始想不起許多事、許多人……慢慢地,你不僅忘記了,而且忘記了怎樣去表達這種忘記。你丟掉了語言,丟掉了闡明自己的能力,迷霧從四面八方升起來,越來越濃,你最後一個交出的東西,是自己。
如果沒有自覺和抵抗,整個過程,一點也不疼。
陌生嗎?仔細想想,這實在是中國人家常便飯般熟悉的感受。(香港又何嘗不是?)「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你問我看見了甚麼,我說我看見了幸福。這個感覺真讓我舒服,它讓我忘掉我沒地兒住。」音樂人崔健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唱出了集體的阿茲罕默症。25年前,他帶着這首歌來到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輕輕應和。紅布的存在一旦被意識到,就無法再忍受。學生們想摘掉紅布,卻被更大的紅布迎頭壓下,蓋住了屍體也蓋住了理想。
它最想蓋住的當然是記憶:記憶必須消失,紅布必須隱形。
開槍的政權從未放鬆過清除記憶的努力。他們傾舉國之力進行訊息封鎖與改寫,對記憶頑固的人群逐個施以個體懲罰,25年來從不懈怠。直至今天,北京一個規模小到只有13個人參加的閉門聚會,仍然因為掛了「紀念六四研討會」的名號,與會者便傾數被罰,輕則傳訊問話,重則刑事拘留,罪名是「尋釁滋事」。
可問題是,在歷史親歷者的身上,1989又何曾只是記憶?
因為2014年5月3日的研討會,被刑事拘留的有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有著名律師浦志強,有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有八十年代出生的女孩劉荻,還有教會長老胡石根。1989年的北京,他們有些人是上了廣場的學生,有些是老師,也有還未長大的孩童,看着哥哥姐姐在廣場上哭泣。他們的同學、朋友、親人死在廣場,但是理想並沒有。他們稱自己是「八九一代」。在他們身上,1989並沒有因為廣場槍聲終止,而仍然是進行時。
不只是他們。當年廣場的參與者,旁觀者,受感召者,如今正是從四十歲到六十歲的社會中堅。稍稍翻查歷史,有多少人走下廣場,卻並沒有翻過那一頁的日曆?民營企業家、NGO的創建者、媒體人、創作者……多少人在各行各業,延續着他們的1989?
舉個例子,1990年後在中國各地興起的民營書店,北京的萬聖書園、上海的季風書店、南京的先鋒書店、杭州的風入松、貴州的西西弗……這些在各個城市遍地開花的場域,是滋養了一代知識人的書店,也是最積極倡導公民精神的公共空間。他們哪一個的精神來源,不是當年的天安門廣場?曾做過學生領袖的萬聖書園老闆劉蘇里更是直接說:書店,就是廣場的延續。
90年代之後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能量,幾乎直接來自「八九一代」。
在香港,延續至今天「佔領中環」的爭取民主改革運動,最重要的啟蒙起點又何嘗不是1989。25年後,反蝗蟲反大陸已經成為我城民意主流的今天,1992年出生的男孩仍然對我說:「我關心社會、支持碼頭工人罷工、參加政改商討日、參與社會運動,我的精神資源都是來自一九八九。是啊,我九二年出生,可是每年香港十幾二十萬人坐在維園,他們是儍的嗎?我們看不見嗎?八九沒有結束啊。」
對抗集體阿茲罕默症,這或許是最好的辦法:故事沒有變成記憶,又何來終結?
艾墨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