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政府說要推動發展金融產品，我都不禁要問：「既然大家都假定金融業中全是貪得無厭之徒，利之所在必然前仆後繼，甚麼金融產品，又何須衙門裏不食人間煙火的官爺大費周章？」甚麼伊斯蘭金融、港元債，幾乎每年都在財政預算案發言中出現。最近幾年，多了人民幣國際化和商品交易，想必是北京有令，香港當官的不敢不從。
話說回頭，頭號梁粉兼行會前成員張震遠的商交所，自去年5月爆煲，最新發展是三名高層在兩星期前被定罪；主審裁判官更表示商交所前主席張震遠可能是疑犯。普通法下，任何人一日未被定罪，都算是身家清白的。這是法治的優勢。沒有法治，資本主義也不可能運作下去。所以，當社會棟樑說大陸的一套是資本主義，明白事理的人只會一笑置之。
大陸一直要靠香港這個窗口面對世界資本市場，除了因為大陸的黨政既得利益不願對外開放，更重要的是大陸一直未能發展出一套法治文化。法制要健全運作，除了有賴獨立司法制度，更需要社會對整個規範的信任和尊重。
所以，當商交所案的第一被告戴麟懿在自辯時說：「到底邊間銀行、金融機構或有錢人被騙？……香港的法律公義在哪？」明顯，這位內地人不明白香港的一套。或許，在他們的國度，行騙要得手才算有罪；所以，在某些地方，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皆因那兒的制度鼓勵機會主義。
單說排隊文化。某個地方的人排隊，總是人貼人，彷彿只要有一點空間，排隊的人稍不留神，就會讓人有機可乘。可能有人覺得這叫做機會處處，但我覺得要處處提防，甚是累人，是制度不健全環境的社會成本。商交所案的被告不明白，意圖犯罪，要是證據確鑿，雖然沒有人遭受損失，法治制度的基石一點一分遭破壞，共孽卻是由整個社會去承擔。正如一開始有人不排隊，越來越多人有樣學樣，其他的人要時刻防備。
我不想針對某個地方來的人。可是，兩地文化差異，一定會有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另一宗案例，就是華潤集團前董事長宋林的案件。上星期三，廉政公署才取消宋林的道德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席資格，原因是這位中國企業協會兼經濟發展委員會的成員，被記者先後在微博踢爆，然後中紀委將他拖下馬。大陸打貪，很難分清究竟是公義得到彰顯，還是政治權鬥。在香港政商與大陸接軌時，權鬥和貪污也由上而下滲透入來。整件事嚴格來說，並沒有嚴格的司法程序，都是一個沒有透明度的最高權力機構有人說了算數。
香港，就是這樣越來越受大陸影響。坦白講，隨街方便的遊客固然令人覺得污穢，但制度上的同化，才教人擔心。
曾幾何時，有人說要是大陸越來越似香港，那就大家都有福；反之，假如香港越來越似大陸，那就是文明的災難。也有人說，要守護香港，唯一方法是將香港圍封起來。但我卻天真地相信，香港的優勢不是發展甚麼人民幣離岸業務，又或者港元債，而是要積極地輸出我們的價值和信念，這樣中國和香港才有救贖的機會。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