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學生組織「聯院會」發起六四25周年紀念活動，惟獨經濟及工商管理學會（BEA）強調其「中立」政治立場拒絕參與。BEA遭貼大字報斥責後，卻又發表聲明否認拒絕過參與這項活動，推說是「誤會」一場，實在很難令人信服。
若商科學生凡事以賺錢為原則，他們對政治不聞不問，不足為奇。近年一位經常出現於傳媒的前投資銀行高層，縱使標榜其羅德學人（Rhodes Scholar）身份，亦已經轉型為大學學者，仍撇不掉「金融人」特色。他在文章中坦誠自己讀報時不會多讀港聞；建議大學應犧牲港人利益，取錄來自大陸的所謂「尖子」﹔最嚇人的，莫過以博弈論將中港關係比喻為女人嫁着個虐待自己的丈夫，最聰明做法是不觸怒他。巧言令色當騎牆派的，當然不限於（前）金融界人士，或許正是某些港式精英的典型。另一個所謂「精英」的羅德學人，學成歸來後設法加入「梁粉」組織，近月終於撈得政治助理職位。
這些精英，都是積極為「維穩」香港而出力的人，港大BEA呢﹖依筆者看，他們未到達這個地步，因為他們可能真的只想中立的，以極之平常心態對待六四而已。
筆者只是不由得想起政治哲學家Hannah Arendt「平庸的邪惡」的概念。Arendt解釋為何受害大眾認為是大魔鬼的官僚，其實是一個執行任務的平凡人，從而道中獨裁制度中不能獨立思考、或拒絕思考和提出改變的那群人。他們並非妖魔，但其愛理不理、唯命是從的消極態度，始終會造成不可挽救的惡果。
當然，有人會為港大學生辯解，認為他們都是90後，六四事件發生時仍未出生，故對此事的感覺，自然不如上一代人那般強烈，旁人要是強迫他們參與紀念活動，便是侵犯其言論自由，是不民主的。在自由的國度內，個人自主跟社會公義同樣是不可缺少的價值，正如你親眼看見陌生人受傷害，很可能不用承受法律責任，然而道德責任卻躲不了。更何況大是大非的情況下，要是不站在弱者/被打壓一方，就由被動的旁觀者變成積極的幫兇。
黎德怡
美國執業律師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