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說的果然沒有錯：道在屎溺。通曉天地之道的人，即便在大小便裏，也能看到真理。於是，旺角便溺事件，就成了對每個人常識的一次考驗。說實話，大多數人都在藉此機會，將自己原有對中港關係的認知，又重複了一遍而已。所謂的「客觀、理性、公正」云云，早就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大陸人是否存在公德問題？當然。這點，梁啓超在《論公德》一文中，已經說得很明白。但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說得更清楚，美國人有公德，是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國家是自己的，憲法賦予了公民權力。所以，每個人捍衞國家，實際上就是捍衞自己。而中國這國家並不屬於公民，又怎麼可能奢望中國人有公德呢？從這層意義上說，香港人之所以比較有公德，因為至少大家相信香港是屬於香港人的。
其實，梁啓超在《論公德》中有一句話，更值得讀者銘記，那就是：「私德公德，本並行不悖者也。」然而，不知道從甚麽時候開始，私德和公德似乎成了一組「二元對立」的概念。
梁啓超說：「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這次旺角便溺事件中，那對大陸父母固然沒有「公德」可言，但是當事的香港人表現出來的，誰說某種程度上不是沒有「私德」呢？在那段瘋魔的網上視頻中，連圍觀的香港市民，也不乏勸阻「唔好嚇親小朋友」者。
大陸人在香港的公德危機，有點像癌症。
某天，一個人確診癌症的人走出家門。鄰居跟他說：「喂，聽說你得了癌症？」癌症患者聽了很不好受，心想：「我也知道我有癌症，但為甚麽你要提醒我這不愉快的呢？」癌症患者的家人保護心切，於是疾聲厲色道：「胡說！我們家的人哪裏有癌症！」然後幾個人就吵了起來，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或說：「人家都已經生病了，別在人家傷口上撒鹽了好嗎？」或說：「這有甚麽好隱瞞的呢？」但是在整個過程中，癌症患者的心理卻受到巨大傷害，漸漸變得封閉，覺得外界的所有人都會嘲笑、挖苦、刺激他，遂放棄了治療，病情不斷惡化──縱使你不願意承認也好，事情的邏輯就是這樣。
眾所周知，當人罹患癌症時，作為病人本身，最緊要的是正視病情，然後配合治療（治療的方法很多，比如手術切除、化學治療、藥物治療、與癌共存等等），而不是視若無睹。所以，指摘香港人對大陸遊客不文明行為追責的大陸網民是不對的。而認為「家醜不可外揚」，甚至凡是「自己人」都對，更是大錯特錯。
不過，若癌症病人的鄰居，義憤填膺地逼迫他去治療，就對了嗎？恐怕也未必。世界上很多事情，是對了初心，錯了方法，結果還是釀成錯的結果。但面對不願意接受治療的病人，提倡「包容」往往也是作惡。中港兩地的官方，每次出事就出面做「和事老」，實際上是「道德教化」。久而久之，民眾聽慣了這種邏輯，也學得總是做「道德審判」。但中港問題，不是道德可以解決的，背後是社會結構的深層次問題。
近年在網上和大陸遊客發生衝突的，十有八九都是本港的年輕人，這絕對不是個別現象。背後的原因是，本港的年輕人深受中港錯誤政策之苦，實在無處宣洩情緒，只得針對街頭最容易找到的「非我族類」──大陸遊客。
香港的年輕人真的很苦，這座號稱「國際大都會」的城市，石屎森林美輪美奐，經濟總量令人咋舌。但是，作為年輕人個體，卻感覺和這些東西完全沒有半點關係。貧富懸殊越來越大，自由行的「益處」全部流向權貴。社會結構板結，年輕人沒有希望，思想日漸極端，甚至渴求社會動盪重新洗牌。如果說香港有「暴動基礎」的話，那就是年輕人了。
可是，香港一旦「暴動」是甚麽後果？中產以上的香港人──手持外國護照的「隱形外籍香港人」、佔有香港絕大多數社會資源的「精英香港人」──立刻就席捲資金外流。最後，留下一座空城給年輕人。香港的年輕人，溫和了「不得好活」，激進了「不得好死」，為甚麽要把年輕人逼到這種境地呢？
賈荃
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