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史家康托爾（Norman F. Cantor）在他的名作《發明中世紀》裏對不少史學大家都有譏評，而對他的博士導師，普林斯頓大學中世紀史名家斯特雷耶（Joseph Reese Strayer）也感情複雜，在他的筆下，斯特雷耶顯得個性十足。
在康托爾眼裏，斯特雷耶這人精明幹練。他辦公桌上非常乾淨整潔，盡管他作為普大歷史系主任，每周有很多管理公文要處理。他辦公室四周的牆壁都擺滿了從天花板直到地面的書，按主題擺放好。
斯特雷耶教研究生的方式就是強迫他們把精力集中在管理檔案的狹窄研究上。他用兩年時間在討論課上就是讀中世紀的納稅清冊，先是英格蘭，然後是法蘭西。康托爾說想寫一篇關於托馬斯主義的王權觀念的報告，斯特雷耶說他應該轉到哲學系去。「確實，這是中世紀史的一部分，可哲學家從不會研究納稅清冊。如果我們歷史學家不幹這個，就沒人會幹了，所以我們必須做。」
有一次斯特雷耶特別含蓄地對他說：「康托爾，你用三周時間寫一篇關於聖路易如何為他的十字軍籌款的報告。」康托爾夜以繼日用了三周時間寫完，連復活節的假期也用上了。他覺得自己已經做好了，斯特雷耶問：「好，康托爾，關於這個題目你找了多少材料？」康托爾回答：「五份。」「那可不妙啊，」斯特雷耶說，「有七份，當然一份未發表，我在巴黎檔案館找到的；可另一份已發表。你必須找到它。」康托爾後來發現它1893年登在法國南部一本無名雜誌上，早就停刊了，不過圖書館裏有。如果要成為一流的研究者，那就該找到它。
斯特雷耶在辦公室討論課期間，從不開屋頂的燈。因為討論課是下午兩點開始，進行三個小時。而辦公室是個狹長的房間，只有一個窗戶。四點以後，特別是冬天，屋裏太黑了，根本看不清筆記。有一天，康托爾特意問他為什麼不開燈。「所以你們這些笨蛋就無法用讀自己囉嗦的筆記來煩我們，不得不憑記憶來簡潔地講了。」看來這招很妙啊。
斯特雷耶作為論文指導者也很另類，康托爾四年的讀博時間，總共和他交談了三十分鐘，其中廿九分鐘還是開始讀博的時候。八個月後，他從牛津把兩章寄給斯特雷耶，三周後，斯特雷耶寄回來。在第一章開頭，他寫道：「你必須做得更好。」四年後，康托爾拿給他一份長達450頁的手稿，他問：「這是什麼？」
「我的論文。」
「我想你去年提交過。好，我今晚帶回家讀讀。明早拿回來，我會告訴你我的看法。」
斯特雷耶沒有邀請康托爾到自己的辦公室，而是走到秘書的屋裏，把論文還給他。然後轉身回到辦公室，並關上了門。對於論文，他再沒有跟康托爾說過別的話。而康托爾後來根據自己博士論文改寫的著作成為研究中世紀英格蘭教會與政府關係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