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來，越來越多富豪安排下一代接班，接管的不單只生意，還包括一系列的關係——商會、人大政協、各種名目的政府諮詢機構、具影響力的功能團體。
可以預見，幾年之後，這些富二代將成為新的社會頂層精英，像他們的父輩一樣，在政經界呼風喚雨。我們這一代，有機會見證香港首個由富二代主導的精英階層。或許，這一切並非偶然，而是發達國家的大勢所趨。
如果說去年最多人談論的經濟類書籍是《Why Nation Fails》，今年肯定是《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作者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是研究貧富不均的權威，這本著作也是其過去研究的結晶。
白手興家將越見罕有
書中最大膽的結論是，財富分配從來不均，而且在一般情況下很難改善，就算是福利主義國家都扭轉不了。
隨着發達國家的經濟放緩，情況只會惡化，而這意味財富更多是透過繼承來轉移，白手興家越來越罕有。換言之，未來先進國家將重回封建時代，財富轉移由世襲主導的富二代資本主義。
那麼為何過去幾十年，我們看到這麼多白手興家晉身巨富的振奮故事，而且財富不均的情況，好像有明顯改善。作者認為，二戰後的情況是特例，因為兩場世界大戰加一場經濟大蕭條，摧毀了大量財富，以致收入的增長突然追過財富的增長，才締造了財富重新洗牌的情況。
作者的立論，是基於15年的實證研究，及一個橫跨多個西方國家300年的數據庫來支持。全書的核心是財富對收入的比率，這個財富泛指金融資產及資本，當這比率上升，代表財富增長快於收入，由於富人的資產比例較高，而打工仔則側重收入，故此財富不均惡化，這正是近年發達國家情況。
財富的變化，端視資產回報率，而這個回報從長期而言古今中外都大約在5%，收入增長則端視GDP增長，所以若經濟增長低於5%，收入便落後於財富增長，財富不均的情況便上升，靠收入增長創富的難度上升，反而由老父繼承身家才是坦途。
若其立論成立，現時把貧富不均的焦點，放在收入差異上便是錯置，財富不均才是更為嚴重的問題，而除非能重新啟動經濟引擎，把增長催谷至逾5%，又或出現財富洗牌的極端事件，否則趨勢不可擋。
新經濟難以打破世襲
世襲經濟的觀點，亦暗合另一位經濟學家Gregory Clark的主張，他的新作《The Son Also Rises》專注於社會流動性，追蹤了9個國家一些罕見姓氏的精英，在幾代人中的地位變化，原因是罕見姓氏的後人，較易辨認及追蹤。
以中國為例，Clark發現，在1820年至1905年通過進士考試成為高官的15個姓氏，到了民國做高官的比例，仍然偏高，甚至在2006年時的企業董事會、2010年的政府高官名單中，這些姓氏仍佔據不正常地高的比例。
其實代代相傳，歷來如是，而且在經濟放緩下，投胎的優勢只會越來越明顯。
富不過三代，可能是在戰爭或經濟蕭條下才是有說服力的觀察。我們以為新經濟可以打破這一狀況，到頭來可能是自己呃自己。
丘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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