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被視為中央與泛民議員難得的深入溝通機會的立法會上海行，由於並未縮窄雙方的政見分歧，終究只是一場無甚新意的政治作秀。
王光亞、李飛與張曉明三名京官的相繼表態，顯示出中央對於政改的立場盡顯強硬，突出「愛國愛港」與機構提名委員會的唯一合法性，除此以外，看來別無他途。
必須看到，儘管中央對於特首須為「愛國愛港人士」的立場是「既定的」、「一貫的」，但在近一年多時間以來，中央對於香港政改的立場和介入程度日趨強硬，則是不爭的事實。這種變化的根源，在於中共已經將其對港政策視為自己展現所謂「制度自信」與「核心利益」不可分割的重要部份。
中央的對港政策，從一開始的無為而治，到2003年七一遊行後的有所作為，再到如今新一輪政改談判的積極干預，表明中共為維護其核心利益，不能再容忍香港反對中央的力量繼續發展。
2007年中共十七大會議後，時任港澳辦副主任的張曉明曾撰文肯定香港絕大多數人愛國愛港。張曉明指，香港與內地雖然仍有思想、價值取向的差異，但「絕大多數香港同胞、澳門同胞都始終堅持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立場，這是社會和睦的共同基礎」；對於外部勢力，張亦僅批評他們對港澳事務「指手畫腳」。
然而，在2012年10月的中共十八大報告上，中央對港政策的最高指導方針，則被表述為「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並促進港人「在愛國愛港旗幟下大團結，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十八大後，張曉明撰文，特別提到「要着眼於香港、澳門的長治久安，把《基本法》規定的屬於中央的權力行使好，使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切實納入法制化、規範化軌道運行」，並質疑外國勢力「通過扶植港澳反對派力量，甚至深度介入港澳當地選舉事務，為反對派各派參選進行協調」。
換言之，此時中央的對港政策，已經被提到了攸關國家主權與安全的核心利益上。而中央認為，對港政策寬鬆的結果，只會讓外部勢力幫助泛民壯大，侵蝕中央享有的權力，並削弱行政主導架構下特首的權威與合法性。在中央看來，在政改議題上不妥協，是《基本法》規定的權力。中共不能容忍其定下的社會制度被挑戰，不能接受香港以普世的民主價值和模式構建政改框架，成為「顛覆大陸社會主義的陣地和橋頭堡」。
而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制度和道路自信，在2008年北京奧運和同時始於美國席捲全球的經濟衰退期之後日漸興盛；到了習李政權登上舞台，則進一步得到強化。歐美國家經濟復蘇的緩慢，相較於中國經濟的一枝獨秀，無疑使中共日益擁有傲視群雄的底氣。
中共的這種底氣，在國內問題和國際關係的處理上，則表現為對外強硬，不惜與日本、菲律賓等存在領土、領海爭議的國家展示「寸土必爭」的霸氣；而對內，卻弔詭的懼怕任何批評和質疑，拒斥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持續壓制異見人士與公民運動，懲罰任何可能對其意識形態和執政基礎構成挑戰的組織與行動。
典型者，如曾經在胡溫時期推動廢除強制收容教養制度的人權律師許志永，因發起和參與新公民運動，組織公共集會呼籲官員公開財產以及教育平權，被當局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名判處4年有期徒刑。至於以法律的藉口打擊微博大V，提倡「七不講」，縱容《環球時報》式的民族主義與威權主義話語，則深深影響着內地民眾的日常生活。
今日的中國領導層，似乎已經在展現其自信方面躊躇滿志，不再局限於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教訓。
本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標註現代化的新高度——論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這種爆滿的雄心溢於言表，將中國視為世界正能量的源泉：「一個新興大國活力四溢的氣度、豪情萬丈的雄心，為憂心忡忡的世界注入信心：為甚麼不能用更進取的行為，改寫人類不確定的命運？……現在我們幹的是中國幾千年來從未幹過的事。這場改革不僅影響中國，而且會影響世界……擁有13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中國充滿活力的制度文明與治理轉型，必將成為21世紀人類影響最為深遠的變革。」
這種豪言壯語，在中國的最高黨報上刊發，顯然是經過最高領導的同意，也可以視為中共再一次堅定其自信心的獨白。在這種自信之下，中共如何可能接納異見者的聲音？又如何可能容忍香港民主派在政改問題上對其核心權威的挑戰？
令人痛心的是，在中共極大的自信（抑或傲慢）面前，在政改日趨白熱化的背景下，香港的泛民主派卻未能團結一致，缺乏政治智慧，分不清策略的輕重緩急，仍然是各自為政，此次上海之行就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局，焉能不讓人失望？政改談判之路，必將是一場硬碰硬的鏖戰，結果如何，也只能等待形勢如何變化。
孟岐庵
傳播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