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上海之行，到底是由誰發起？中方口口聲聲說是應泛民提出要求，但泛民不單沒有人「認數」，更一再有人取消出發或自動折返，由此可見整個行程泛民的被動性。
其實泛民若一開始即能清楚為這次北訪「定性」，令公眾對他們去與不去的原因及理據清楚了解，從而產生「合理期望」，他們的被動性便可以盡量減低，甚至有反客為主的可能。就以長毛為例。他一早已說明自己到上海只有一個目的，亦不會對會議有甚麼期望，甚至連準備做些甚麼也完全事前張揚，結果雖然因此而弄至不歡而散，但香港人沒有幾個會對他感到失望，有電視觀眾甚至在他出發前表示特別關心，恐防他在內地遭到不測。
梁國雄的優勢是沒有政黨規條的羈絆，喜歡做甚麼便做甚麼，毋須先經過黨中常委甚至大會的通過，其他泛民政黨凡事均要依足規矩和集體決定，行事自然難得像長毛那樣干脆利落。
不過，梁國雄的最成功之處，其實在於能清楚告訴香港市民，這次「上訪」只是遊戲一場，大家千萬不要太認真，也不要有太大的期望。如果香港絕大部份市民已有這個「共識」，試問又怎會對泛民（全體或代表）答應北上的決定，有過份的期盼？他們在上海，不論見甚麼人，或代表港人說甚麼話，大家又怎會有過份的要求？
泛民有沒有提出過要「上訪」與領導人面對面交流（閉門與否並不重要），香港人不會太介意或關心；但中央高調宣佈「答應」安排，卻令泛民無法拒人於千里之外，即使最後因為種種原因或人各有志無法全體成行，最少也要派出代表「接招」，否則便予人出爾反爾及言而無信兼無禮的批評藉口。因此，泛民若的確沒有提出過同類要求，自應立即公開澄清，好讓自己有拒不接受的理由（因事先未有諮詢）。
泛民中應有不少人想到北京（或上海）與領導人會面，但又害怕會付出重大政治代價，因此才有連日來的各種舉棋不定、隨機應變行為。倘若他們一早公告天下，把這次「上訪」視作等閒，個人的壓力大減之餘，說不定亦會如長毛一樣，到上海「瀟灑走一回」後，反令市民對自己的好感大增。
泛民上海行的表現如何，公眾「印象不深」應是合理評價，民主黨黃碧雲說是「姿態友善、氣氛平和，立場分歧、未有共識」，前者是「過門三步也是客」的禮貌之詞，後者則是政黨「自保及力保不失」的證明。
達致這個結果，對泛民而言絕對不會得分，能不失分已是萬幸。即使是建制派，也不會「讚揚」「鼓勵」泛民「開始講理」，因為明知泛民根本沒有再退的餘地。唯一的得益者，是中央及香港安排這次上海之行的有關官員，除了能夠依時出發順利完成全部行程，公眾並沒有任何負面反應外，王光亞、張曉明和李飛都說了他們要說的話，令泛民沒有半點尷尬，亦令雙方有繼續溝通的基礎，這些都是今天中央希望和所能做到的。泛民全程的被動，證明了他們空前的成功。
泛民的困局，由馮檢基下面的一番話可以看得最清楚：「我在座談會上多次強調，溝通是要有成果的，否則會被人認為是『做秀』，泛民也會受到很大的壓力。」
到底馮檢基所指的「成果」，是把香港人的訴求如實向中央反映，還是要達致成功爭取才算數？如果只是向中央反映，坦白說，這十幾年來香港人已說過了多少次？中央又怎可能不知道？面對面再說一次，又有何幫助？至於要堅持到底，不成功不罷休，一則泛民自己迄今還未有共識，全港市民爭取普選的底線是甚麼（公民提名是較清晰的一個方案），二是泛民之中亦不見得所有人也有同樣的決心和犧牲精神，因而令整個爭取普選行動既沒有精準目標，更缺乏領軍之才。如果仍然停留在不斷北上南下互相交流，各自表述南轅北轍、無法聚焦的情況，則這種低水平的「成果」，恐怕只會令港人更為不滿，激進的口號和行動越來越有市場。
爭取真普選的能量，會否累積至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中方正「軟硬兼施」來制止事態的惡化。泛民這次「上訪」已露了底，香港人的耐性日後將會被中央牽着走，如果再不盡快定出「終極底線」及「終極目標」的共識，中方的勝算絕對看高一線。
周信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