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一代宗師》可謂是一騎絕塵。金像獎總共不過二十個獎，《一代宗師》就獲得十四項提名，最終包攬十二項大獎，打破《甜蜜蜜》與《寒戰》保持的九項獲獎紀錄。這樣的一枝獨秀，不知該拍手稱讚還是暗生憂慮才好。
如果說《一代宗師》國際化的製作團隊，創作出這樣一部極具傳統中國文化底蘊的電影，在香港和大陸都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績（大陸三億，香港兩千一百萬），同樣是合拍片的《中國合伙人》卻是故事的另外一面。《中國合伙人》在內地首月票房就超過五億人民幣，在港卻遭遇滑鐵盧（首周票房不過兩百萬港幣，最後亦未能排進年度電影票房榜前二十）；去年底在大陸拿了中國電影金雞獎，今年回到香港本土卻是「一路陪跑」，無緣金像獎，個中況味不必多說。
年年電影頒獎禮，都少不了談論香港電影的發展。香港市場狹小是現實，於是導演演員們紛紛瞄準內地觀眾的口味，導致在香港市場更加淪落。有影評人評價，《一代宗師》代表的是國際水準，同時也是去地方化和迎接國際口味的作品，與香港的關係「比《三輪車伕》與越南的關係緊密不了多少」，「它只是王家衛個人的一次肆意狂歡……無法幫助香港電影走出自身困境，也不會成為其他逆境中爬行導演的效仿榜樣」。
近年來，哀嘆香港電影衰落的聲音不絕於耳，但同時也有本土的聲音異軍突起。即使這堅持本土意識的電影，意味着要放棄大陸市場。陳果剛剛上映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下稱《紅VAN》）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上映僅四日，票房即有866萬，我倒是希望下年的金像獎能頒十二項大獎給《紅VAN》。
曾經，香港電影沒有定義與身份認同的問題。在風光無限的年代，香港電影就是香港人自己亦真亦幻的夢境與現實。電影裏的鬼是香港的鬼，匪亦是香港的匪。即便要扮國際化的跨國犯罪集團，男主角九死一生地打倒一個個金髮碧眼的鬼佬，最後的反派也一定是個講粵語的香港人。
電影無所不包。打工買樓炒股票的營營役役是香港，神偷豪賭古惑仔的義氣江湖是香港。參茸海味南北行的少爺，旺角中環銅鑼灣的職員……看香港電影的很多人也許一世沒來過香港，卻對這個夢想之地心心念念，瞭如指掌。
電影是一場迷夢，亦不難看出夢裏人的所思所憂。每年的港產新片除了例牌的功夫、警匪、言情、驚悚片之外，本土意識隨着整個社會的集體迷茫與憂慮，開始越來越明顯的從電影的題材與表現手法中滲透出來。從賀歲檔的《金雞SSS》到最近的《紅VAN》，香港本土題材開始重新獲得認可，這種題材關於香港風光不再的失落，關於港人無所適從的迷茫，也關於對香港現實的重新面對與再探討。
陳果的《紅VAN》開進了新界，香港的SCI-FI故事也可以繞過高聳入雲的IFC，越過紙醉金迷的油尖旺，穿過獅子山隧道，從凌晨的大埔開始講起。習慣了亡命紅VAN夜間狂飆的乘客一路沉沉昏睡，一覺醒來已經人事全非。那一句「大家無謂再呃自己話出面一切係正常，我諗，大家係時候停一停，面對我哋見到嘅現實。」在凌晨死寂的街頭如當頭棒喝，車上眾人的種種反應，也未嘗不可對照當今香港的社會現實來一一對號入座。
曾經的光景太過理所當然，如同深夜在旺角道與西洋菜南街的街角一定可以等到開往大埔的紅VAN。沒有人思考這一程去向何方，只有周遭一切都面目全非之後，才懂得重新認識曾經以為熟悉的一切，重新尋找與建立身份認同的基礎。
香港電影是定義香港的一種手段，也是反映這種認同的結果。人們總是追憶往昔，慨嘆時不我與。殊不知，「老好日子」也不是現在回想時的那麼理所當然。為甚麼香港這彈丸之地的故事，會曾經引得整個亞太地區，尤其是對香港幾乎一無所知的大陸人心馳神往？僅僅因為經濟的發達、產業的興盛？不是的。更重要的是，香港電影人對香港故事的執着講述與立意創造。那些平凡動人、荒誕諷刺、激昂澎湃的故事不是他者的故事，是土生土長在獅子山下、維港兩岸的似水流年。
是夢又怎會老去？是人們都自以為太清醒，眼見香港現實的艱難齷齪，大陸資本的財大氣粗，政治的舉步維艱甚至一再倒退，自己卻不再有勇氣與膽識去做夢，即便做夢也要一眼睜一眼閉——望住個銀包先至緊要。《狂舞派》中，香港年輕一代追夢時的拼勁與耐力或可成為香港電影，乃至香港未來去向選擇，一個夢幻般的註腳。
老歌唱：「斜陽裏氣魄更壯，斜陽落下，心中不必驚慌。」現實從未承諾萬事如意，做人又何必盡皆悲觀哀怨。不妨自問：為了電影，為了香港，「你可以去到幾盡？」
莊奕之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