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控方不提證供起訴（Offer No Evidence，簡稱O.N.E），過去時有發生，但也有曾引起爭議的事例。
例如《太陽報》曾報道，2003年8月18日九龍城裁判法院審理22歲南韓籍女子金吉梅涉嫌藏毒案，控方律政司接納辯方提出被告正申請移民美國的理由，不提證供起訴，引起主審裁判官練錦鴻不滿。裁判官雖無奈同意被告簽保守行為，卻質疑是否有人獲優待：「之前都有類似案件被告希望到外國讀書，但你哋（控方）就一寸都唔讓。」要求律政司向公眾闡述檢控準則，批評檢控準則不一致將嚴重影響司法制度及律政司地位。
2000年，高院法官阮雲道的兒子阮家輝在的士高內被搜出兩粒搖頭丸，被控藏毒。辯方以被告年輕、尚在求學、藏毒量少及初犯等理由，多次向控方求情，最後獲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同意，以公眾利益讓阮家輝簽保守行為換取不提證供起訴，卻引起輿論譁然和法律界質疑，要求律政司交代決定是否與被告父親的身份地位有關。
當年，阮案是繼房署高官潘啟迪偷書獲撤控罪後，另一宗名人獲「開恩」案件。群情洶湧下江樂士後來撰文回應，解釋不提證供起訴、讓被告簽保守行為的準則。他強調決定完全基於法律考慮，但同時承認若罪行性質嚴重，須存在強烈的理由，才能偏離檢控干犯者的正常程序，更指出「通常只有當控罪不屬於最嚴重類別的情況下，法庭才會同意（不提證供起訴、被告簽保守行為）。」
至於馬惜珍案，律政司昨透露，2005年已決定無足夠證據可繼續檢控；資料顯示，當年更是在梁愛詩10月20日離任律政司司長的當天，刑事檢控專員去信對方通知有關決定。但九年來，馬惜珍未有回港，現突然申請撤銷拘捕令，引起關注。法庭昨日駁回申請後，各方將怎樣跟進，正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所言：「要看往後事件如何發展。」值得注意。
正如江樂士當日撰文說過，運用檢控酌情權並非一門精確嚴密的科學，檢控人員須經常使用他的判斷、智慧和經驗，去決定司法公義的利益所在。正是由於檢控酌情權取決於控方的判斷和智慧，對於一些公眾高度關注的案件，當局應在可能範圍內，盡量解釋檢控與否的理由，以釋公眾疑慮。
陳沛敏
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