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君健先生的遺物，拍賣過三四回，我都是過後很久，偶然才聽到的消息。他保存的趙樸初手札一通、墨寶五幀，還有茅盾瘦金體書札兩紙，皆因巨額交易，成為一時話題。但我感興趣的，是近兩年前一批流拍的藏品中，出現的朱光潛、楊憲益和錢鍾書等人，就毛澤東詩詞英譯本修訂，或者寫給葉先生，或者寫給袁水拍的詩稿、函件和意見書。
這批文件，計有六十五頁。說不清怎麼回事，其間的朱光潛手稿，只有短短兩頁，且有頭無尾，段落也不全；光靠片言隻語，只能大概推斷，是對兩首七律的分析，和對個別詞句譯法的批評。不過手稿倒讓我想起，與之相關的兩封信。七十年代末，朱光潛和許淵沖通信，說：「尊譯《毛主席詩詞》久已讀過，後來陸續收到《毛主席詩詞》譯文不下四五種，較之尊譯均有遜色，問題大半出在對原文的理解和對外文的掌握，最壞的還是官方譯本」（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此處「官方譯本」，即一九七六年版英譯《毛澤東詩詞》（Mao Tse-Tung Poems）。而在一九七八年一月八日的另一封信裏，他則詳述了捲入是非的經過：
毛主席詩詞的外文譯文確實表達不出原作的精神風韻，特別是早期發表的。其原因不外兩種：一是根本沒有讀懂原詩，一是外語表達能力不夠。「四人幫」橫行時文化部的袁水拍曾奔走京滬粵漢各校，說是徵求修改譯文的意見，在北大開過三四次座談會。我們提的意見不少，還試着改譯了數首，聽說全國提的意見不下數千條。不料後來印行新版後，我們的意見一條也沒有採納，當時大家甚為氣憤，後來才知道這全是一個圈套，袁水拍的目的是討好江青，要删去「我失驕楊」的注釋，因而把外文譯本的注釋全都删去，作廣泛徵求意見的姿態，是蒙混群眾的視聽。當時在京的幾位朋友曾寫了一諷刺詩，其中有譏袁水拍為胡笳十八拍的（袁曾寫過八十封討好江青的信），我當時也戲和了一首：「琵琶遮面不遮羞，樹倒猢猻墮濁流。不注驕楊該萬死，雷轟碣石解千愁！」
信寫得有些情緒化，可不乏學術見解，同時針砭時事，是難得的有趣掌故。但畢竟人在外圍，雖有牽涉，卻昧於全局，其論與真相，尚有一定距離。
記得一九九六年夏天，在車公莊中里寓所，我幫葉先生編文集，讀到他的《毛澤東詩詞的翻譯──一段回憶》，才頭一次得知，他組織了領袖詩詞的繙譯。按他的說法，一九五七年一月，《詩刊》創刊號發表《沁園春．長沙》等十八首詩詞後，他因為主編英文《中國文學》，就請專家安德魯．博伊德譯出，在一九五八年第三期刊發。同年，外文出版社用已有譯稿，加上戴乃迭譯《蝶戀花．答李淑一》以及周振甫和臧克家注解，出版《毛澤東詩詞十九首》（Mao Tse-Tung Nineteen Poems）。一九六○年，袁水拍化名在《文藝報》發表評論，指出譯者理解問題和繙譯錯誤，說「…也就更加熱切地期望這個譯本能夠進一步達到信、達、美的要求了」。考慮到作者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的身份，葉先生遂向領導建議由袁水拍主管，加上喬冠華、錢鍾書和他三人，成立「毛主席詩詞英譯定稿小組」。他說，「袁作為組長，自然對原作的解釋具有最後的發言權，但喬冠華對原作的解釋也起很重要的作用。錢鍾書和我主要是做繙譯和譯文的潤色工作」。
一九六二年五月，《人民文學》也發表《清平樂．蔣桂戰爭》等六首詞，定稿小組隨即繙譯出來。次年十二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毛主席詩詞》，新增《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等十首未刊七律。為修訂舊稿、增加新譯，小組新增趙樸初為組員，又請專家蘇爾．艾德勒協助潤色譯文。葉先生說，「這十首新詩詞，於一九六五年夏天初步完成繙譯工作。袁通過中宣部將新譯文及過去的舊譯，一併發往國內幾個重要省市宣傳部，轉各有關大學的英語教授徵求意見。小組根據回來的意見，對這十首新詩詞最後做出英譯定稿，於一九六六年在《中國文學》五月號上發表」。本來接着是修訂五八年版譯文，可隨着文革到來，「閻王殿」中宣部率先垮台，身為「判官」之屬的袁水拍發配到賀蘭山，葉先生也被專政，錢鍾書夫婦則下放河南，原計劃無疾而終。一九七四年秋，袁水拍復職後，初次見到葉先生，就商討召集錢鍾書等人恢復工作。楊絳《我們仨》裏說，袁水拍十一月來訪，稱「江青同志說的，『五人小組』並未解散，鍾書同志應當把工作做完」。她以為周總理是小組領導，「只覺得江青『抓尖兒賣乖』，搶着來領導這項工作」，但事後才明白，決策者其實是江青。她還讓袁水拍傳話來，說「鍾書同志可以住到釣魚台去，楊絳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顧鍾書同志」，云云。此次定稿很快結束，袁水拍和葉先生就於一九七五年初，前往全國各地，同大學外語系師生座談。當在此期間，朱光潛應命提交了意見書。隨後，譯文最終定稿，由袁水拍交上級審核，於一九七六年五月出版。
葉先生還附言，因為注釋「極為複雜、細緻和敏感」，他們一度左右為難。最後由喬冠華提議，決定「除原作者自己的注釋外，我們所做的注釋一律撤銷」。
儘管處心積慮，還是難免招惹物議，催生了引發朱光潛唱和的諷刺詩，即荒蕪「長安雜詠」之一：
胡笳拍盡水悠悠，一唱山歌兩淚流，
今日萯陽宮畔路，禦溝紅葉總生愁。
此詩還有二注，一說「蔡琰有《胡笳十八拍》」，另一說「萯音倍。嫪毒亂後，幽禁莊襄太后之處，借指端王府江辦」；而其後一首，矛頭則直指喬冠華：
河東大廈擺瓊筵，既定方針四海傳。
莫怨東窗輸一著，君家上轎已多年。
但局外人不清楚，為何喬袁二人，忽然成了江青的紅人。這個費解的謎團，直到夏衍書信公開，才得以拆開。夏衍一九七七年致信蘇州醫學專家李灝，說：
…事有凑巧，正是今日體育館有一個「長子」的鬥爭會（七千人），看來，他的政治生命是完結了。同時，我還要告訴你一個可能對您是很不愉快的消息，即曾在您家住過的袁水拍，也正在文化部內部鬥爭中，他是七二、三年向江妖寫了「悔過」和「效忠」信，而青雲直上的，這次從「四人幫」中的江、張、姚處抄出他的密信二十餘封，主要是他當了江妖的文化界的密探，寫的都是文化界、文藝界的老幹部的黑材料並「言行報告」，現在雖尚未隔離，但民憤甚大，看來也不會有好下場了。這兩個人，都是我的舊友，對於「長子」，我一直認為是一個「才子」，而對袁，我一直認為是「書蟲」，甚至是「書呆子」，但居然在目前的這種特殊情況下，發生這種可悲、可恥的結果，可嘆，可嘆！
夏衍所言「長子」，即喬冠華；而關於袁水拍，他在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致姜德明信中，還說：
…其實馬凡陀不是搭錯了末班車，而是老實過了頭，根本不懂得所謂政治行情和人情世故，六五年春我離開文化部時曾勸過他，要他還是回本行，寫他的山歌，而他不僅聽不進去，而且面有慍色，以為我反對他當「官」，他不懂得在那個時刻「積極」一番，從此就當上了過河卒子，可嘆也！
諷刺的是，夏衍在文化部副部長任上倒台，而袁水拍一九七六年初得到重用，就任的也正是同一職位，只是沒幾個月就又栽了跟斗。
也是因緣際會，新編朱光潛全集剛出，我就從中查出〈對英譯毛主席詩詞的修改意見〉全稿。粗率比對一下，除若干詞句出入，它和葉先生珍藏的兩頁手稿，是同一篇東西。朱光潛在議論譯稿之外，也提了訂正意見，甚至還改譯了《送瘟神二首》之「其二」，和《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等篇。只可惜「明珠暗投」，也難怪他不能不遷怒於主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