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二十八落雪的黃昏，在徐家匯旁家樂福，腰果、開心果和夏威夷果，堆得滿坑滿谷，獨獨不見「美國大杏仁」。湊近了又找，方才辨出東西還在，只是舊裝新換，名字也成了新的：或謂「扁桃仁」，或謂「巴旦木」。
昨「杏」今「桃」，乍一看去，還真不適應。回神一想，記起這一名稱變更，乃係前年那場「正名」官司所致──照新華社的說法，「大杏仁」（almond）初由美國舶來，出口商明知其與本土「杏仁」有異，仍然隱其實名（扁桃仁），以「假」亂真，一混就是二三十年；直到二○一二年末，「加州杏仁商會」始應中方要求，聲明放棄「大杏仁」舊名，往後只用「巴旦木」之名。
一種核果之習俗稱謂，說改就改，雖似「快刀斬亂麻」，但卻難說不涉「鹵莽滅裂」之嫌。畢竟，外來物種almond之中國化，不像新聞所述一面之詞，只是近來方有之事──不舉遠例，單說和合本《聖經》譯者，將其譯作「杏仁」（《創世記》43：11）、「杏」（《出埃及記》25：33）或者「熟杏」（《民數記》17：8），歷史起碼也有百來年了。
記憶之中，此物初識，似在八八年前後。斯時進口果蔬稀罕，見老師從匹茲堡帶來almond，就記下查詞典，卻越看越糊塗。鄭易里《英華大辭典》和陸谷孫《英漢大詞典》，一北一南兩大老牌工具書，義項皆有二，釋義卻有別。前者直截，似嫌籠統：一為「巴旦杏，扁桃」，一為「杏仁」。後者比較精確，也好區分：一作「杏仁」，一作「扁桃（樹），巴旦杏（樹）」。毋庸置疑，almond作樹名解，也作同名樹木之核果名用──不管樹名為何，在詞典家眼裏，其果仁之名，惟有「杏仁」，而且這「杏仁」之名，應似為「巴旦杏仁」之略，因為若把「扁桃」之果仁喚作「杏仁」，來得總是彆扭。
而權威的漢語辭書，在界定「扁桃」和「巴旦杏」（「巴旦木」似從未正式進入詞典）方面，好似從來都是搖擺不定。《現代漢語詞典》一度有「扁桃」詞目，無「巴旦杏」之項；但到二○一二年的最新版，「巴旦杏」卻取代了「扁桃」。在《辭海》方面，自上一版（一九九九）起，「巴旦杏」詞目也為「扁桃」所代替（二○○七年的國際中文版《不列顛百科全書》中，almond也譯作「扁桃」），而在更老一版（一九八九）中，巴旦杏項下（頁一一一），則有如下解釋：
一作「八達杏」。伊朗文badam〔bādām之誤排〕的音譯，一名「扁桃」。薔薇科。落葉喬木，葉披針形，先端極尖或漸尖，具淺鈍鋸齒。花單生，淡紅或白色，幾無梗。果實帶扁，果肉薄而少汁，熟時幹爆裂開，核脫出。原產亞洲西部，我國西北有栽培。有許多變種。種子味苦的稱苦巴旦杏，味甜的稱甜巴旦杏，成份及效用大致與杏仁相同。
一物譯名緣何有二，詞典沒有答案。老《辭海》有線索，卻遺漏重要信息，即bādām之英文名almond，直到十四世紀，才在英語中開始應用。由此可以推知，明代以前古人，對bādām所用中文名稱，多係其波斯語對音，證據也見於勞費爾《中國伊朗編》。他在書中"The Almond"篇說，「伊朗是almond（Amygdalus communis或Prunus amygdalus）的中心產地，一面傳播到歐洲，一面傳播到印度、西藏和中國其他地方」，它在中國的記錄，最早見於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之十八（頁一七八）：
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呼為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其肉苦澀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
也就是說，bādām移植中土，在隋唐前就有譯名，即所謂「偏桃」或「扁（褊）桃」者──果實外觀似桃，形狀卻呈扁形。從歷代文獻中，勞費爾也發現「偏桃」之別名，還有「巴欖（攬）」（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芭欖」、「杷欖」（元耶律楚材「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葡萄垂馬乳，杷欖燦牛酥。釀春無輸課，耕田不納租」句），或者「八擔（仁）」（元忽思慧《飲膳正要》）等多種，多與「婆淡」近似，是其波斯名字對音之變體。
按《中國伊朗編》提示，還可查核出來，異於「婆淡」發音之「杷欖」諸名，主要見於宋金和元代載籍。勞費爾判斷其來自「拂菻所用的一種語言」，說「大概這是palam或param（或許是faram，fram，甚至於spram）一個類型的拂菻字」（頁二三四）。令人費解的是，此一彷彿古敍利亞語發音之名，入明後似即匿迹。
勞費爾還注意到，在明清往後，人們對bādām的叫法，多從於李時珍之說，呼之為「巴旦杏」，即《本草綱目》卷二九（頁一七三五）所云：
巴旦杏，出回回舊地，今關西諸土亦有。樹如杏而葉差小，實亦尖小而肉薄。其核如梅核，殼薄而仁甘美。點茶食之，味如榛子。西人以充方物。
他進一步分析稱，「巴旦杏」的說法，在明代之前並無記載，應是李時珍「所創」，因為《本草綱目》的根據，來自元代忽思慧，其《飲膳正要》云：「八擔仁，味甘，無毒。止咳下氣，消心腹逆悶。其果出回回田地」（頁一三八）。
不過《本草》對「巴旦杏」的釋名，說「八擔杏」外，亦稱「忽鹿麻」，則屬誤傳。勞費爾從瓦特爾斯之說，斷定它「等於波斯語xurmā（khurmā），但這個字也許是指棗子」，又或許是一種特殊巴旦杏的名稱，「狀似一種棗子，味甜」（頁二三一，注五）──此一推斷，也為張星烺所證實。他在談「巴旦杏，亦八擔杏，又名忽鹿麻」時，也有注釋（《中西交通史料彙編》，頁一一二七）說明：
巴旦即婆淡，《明史》卷三二六《忽魯謨斯傳》作把耼。波斯文bādām之譯音，華言杏仁也。忽鹿麻乃波斯文khurmā之譯音，華言棗也。李時珍謂巴旦又名忽鹿麻，大誤。忽鹿麻，《輟耕錄》卷二七金果條作苦魯麻，《新唐書》卷二二一下《拂菻傳》作鶻莽。鶻莽，波斯棗也。有作千年棗者，又有作萬年棗者。
可以推斷，自李時珍以後，繼「巴旦杏」之名的固定，其他名稱逐漸消失，就連「扁桃」也被淡忘。而從「巴旦杏」自然得出「杏仁」，再獲詞典家認可：和合本《創世記》（43：11）中，雅各說的almonds，譯成「杏仁」；最早的《植物學大辭典》（一九一九），也以「巴旦杏」為詞目──但其釋義末句，名見《本草綱目》，又有「八擔杏」、「忽鹿麻」等名；日本稱為「扁桃」（頁一七四），卻顯系不審古時記載，重複前人之謬，是對唐代「偏桃」之名的無知。
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飽讀詩書之學者為文，遇到譯名自然不會胡來。比如，魯迅談到在廣州時期，繙譯荷蘭人F．望．靄覃作品，就說「動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的困難」（《小約翰》引言），經常「寫信去問上海的周建人君去。…因為他可查的德文書也只有Hertwig的動物學和Strassburger的植物學，自此查得學名，然後再查中國名。他又引用了幾回中國唯一的《植物學大辭典》」，但是「那大辭典上的名目，雖然都是中國字，有許多其實乃是日本名。日本的書上確也常用中國的舊名，而大多數還是他們的話，無非寫成了漢字。倘若照樣搬來，結果即等於沒有。我以為是不大妥當的」（《動植物譯名小記》，頁二二六），他進而由衷感慨，期望外來名物，早日得以「正名」：
只是中國的舊名也太難。有許多字我就不認識，連字音也讀不清；要知道它的形狀，去查書，又往往不得要領。經學家對於《毛詩》上的鳥獸草木蟲魚，小學家對於《爾雅》上的釋草釋木之類，醫學家對於《本草》上的許多動植，一向就終於注釋不明白，雖然大家也七手八腳寫下了許多書。我想，將來如果有專心的生物學家，單是對於名目，除採取可用的舊名之外，還須得博訪各處的俗名，擇其較通行而合用者，定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則別的且不說，單是譯書就便當得遠了。
實在而言，動植物「正名」，遠非專業人士輕易所能定奪。拿「杏仁」來說，早已約定俗成，通行民間也無障礙──正如勞費爾所說：「巴旦杏的果仁也叫杏仁，並不能證明『杏』和『杏仁』會混淆，或『巴旦杏』和『杏樹』會混淆。把它們混淆的也許是外國人，他們把中國杏的果仁當作巴旦杏」（頁二三三）。
繙譯和合本《聖經》的外國傳教士，把almond譯成「杏仁」，也可能是將「巴旦杏」和「杏」相混所致。但他們的繼承者、中國本土的學者，比如思高本譯者，和以一己之力重譯聖經的呂振中和馮象教授，為何沿襲「杏仁」舊譯，甚至連關於此物並非「中國杏」的注釋也沒有？他們不會不知，聖經之「杏仁」，若無原文無注解，不將之誤作中國之土產者，恐怕沒有幾人；而且他們也不難查到，從植物分類學角度來說，李、杏、櫻桃、桃和扁桃（巴旦杏）在物種上各不相同，但同屬薔薇科李屬植物，它們只是「本家」而已。
在我想來，對於某些事物俗名，即或存有誤導因素，毋須太過敏感，也不必遇事都要「正名」──呆板的學科名詞，替代了活的民間叫法，起碼在文藝領域，趣味要減去不少。記得前段時間，有以色列考古家，借用碳十四測年技術，檢驗出土古代駱駝遺骸，發現聖經紀年時期，在古迦南地，駱駝尚未馴化為家畜──對於早期編纂者，把駱駝寫入聖經，不成甚麼問題；他們大約以為，只要不妨聖言傳播，細節會否導致「時代錯誤症」（anachronism），並沒有太大關係──說句褻瀆聖明的話，馬虎的古人，倒比板着面孔較真的今人，更有意思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