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數一大，故交零落，傷逝之情很難寫得妥貼，索性都藏在心中。」董橋先生感傷的說。人生不滿百，逝水流雲，歲月無聲，總是無迹可尋，或許只有那一絲牽念常縈，蘊藏如酒。
周策縱先生曾這樣對我說過：「同輩及前輩近年永離者太多，實難為懷。有友人告我，悼詩不可多作，宜善自衞攝賤體云云，亦無可奈何之事也！」故交零落，念之，總不免情緒低沉。夏志清先生曾在一九七五年聽友人說錢鍾書死了，他就寫了一篇悼念錢氏的文章云：「我國學人間，不論他的同代或晚輩，還沒有人比得上他這麼博聞強記，廣覽群書…」後來方知是一烏龍事。如今錢、周、夏三老亦已人琴俱渺。
夏志清先生慧眼，他早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除大力推崇張愛玲外，對錢鍾書小說《圍城》更是肯定，他認為《圍城》比任何中國古典諷刺小說還要優秀，將是民國小說中最受人喜愛的作品，甚至是最偉大的一部。夏先生這樣登高一呼，那時兩人雖未謀面，卻已引為知己。
當湯晏為錢鍾書作傳記時，曾請夏先生寫序，由於先生退休後工作依然忙碌，實在沒有空寫，便辭掉這個差使。湯晏就轉請周策縱先生寫，周先生與錢先生有往還，寫來自然應手，如期交卷，並記錢鍾書夫婦帶路去見俞平伯事，「鍾書見到俞先生，正像日本人那樣深深一鞠躬，說聲『老師！』他這種對老師的尊敬，倒使我吃了一驚…那次俞平伯先生還邀請過錢先生也到他家裏坐一坐，可是錢先生說不要打擾，轉身就回去了。」老輩人是這樣可敬、是這樣溫厚。
張愛玲自認識夏先生的三十一年歲月裏，寫了一百一十八封信給他。而晚年的她行徑古怪，鮮少與人來往，那些信就更顯珍貴。
去年，夏先生將這些信理出年月，並一一案語，交台灣聯合文學出版《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成了張迷必讀的書。夏先生還特別提及張愛玲的信多是寫在洋葱紙上，隔了多年潔白如新，字迹依然鮮麗。所以感發的認為有意成為大名人的人，理應講究用紙。
勉人用好紙寫信的夏先生，他自己卻不然，用的多是國際郵簡、普通信紙或影印紙。不過他無論寫信給誰，都以蠅頭小行楷，縱的自右向左傾斜的直書，筆筆用心。余光中說：「信寫如美女繡花，筆觸纖細，字迹秀雅，極盡從容不迫之能事，至於內容，則除實用的功能之外，更兼抒情，娓娓說來，動人清聽。」夏先生的信，確可賞可誦。
最初，緣自為俞平伯寫給寄陶光的五律七首詩卷求題跋於夏先生而結緣。先生當時不以我為愚，覆信說他「五十多年，一直沒有寫過毛筆字。」婉拒了我的請求。但通候的時間久了，先生被我真誠打動，於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勉題了一段文跋寄我。在這之前的三月二十八日，先生來書：「九十五翁宇野先生『直書胸臆』四字寫得實在好，但更讓我感興奮的是鄭樹森所寫的隸書，他比我年輕了一個generation，竟能寫出如此有力的十個大字，真的非常難能可貴。」或許先生受此激勵，才勉為賜書。由於所寫寄字幅尺寸稍大，在二○○八年八月七日夏先生又以毛筆再抄錄兩紙寄我。原文是：
五四時期的新詩作者，遲早都改寫舊體詩，連俞平伯先生也不例外。君重藏有平老舊體詩真迹一卷，我看到其影印本後，亦贊嘆不已。雖然如此，平老白話詩舊作亦不乏佳構，例如《假如你願意》首四行文字乾淨，押韻自然，且頗有新意。六十年代開始，我花了六、七年工夫，寫了一部《中國古典小說》，有關紅樓夢部份，則採用平老校訂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為主要讀本，且參閱了他所發表的論著和編集的資料，得益匪淺。俞平老真稱得上是二十世紀下半期的「紅學大師」君重吾弟想必同意。夏志清書於紐約寓所。
自此以後，鮮少收到夏先生的來信。原來二○○九年先生曾大病一場，住院達半年之久，回家後，精力就大不如前，出入要坐輪椅，那年起也就不給人寫信了。二○一三因心臟病住院，又因沒傭人，一切都需他夫人王洞照料。
二○一一年六月，是我最後收到夏先生的信，信是寫在初版的《雞窗集》上：「國威吾弟：你要我在書上簽個名，當然高興。我身體不壞，您可來紐約，當可暢敍。祝你健康！」
睹物思人，如今先生不在了，注定我們相約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