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認知失調(澳洲蒙納許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 徐子軒 ) - 徐子軒

台灣的認知失調
(澳洲蒙納許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 徐子軒 ) - 徐子軒

馬英九和江宜樺的官腔不能滿足反服貿(與黑箱作業)的人們,更激發了學運的鬥志。學運開始出現路線分歧,原掌權指揮者被視為溫和鴿派,堅持繼續佔領立法院,但也有鷹派認為在立法院已無作用,馬政府打算以拖待變,學運遲早無疾而終,因此主張升高行動,遂有23日晚的佔領行政院之舉。
佔領立法院的導火線,是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對於服貿協議的強渡關山,所以主要訴求是反對黑箱作業、要求退回重審。但日前張慶忠為了卸責,卻點出了另一個面向——「服貿又不是我簽的」,給佔領行政院帶來了些許正當性。其實,佔領立法院與行政院本質上有差異,前者主張透過合法民主程序與中國簽訂協議,後者則偏向反對單邊與中國簽訂協議。前者主張以合法程序推翻服貿,後者可能完全反對和中國合作。
歸根究柢,這場風暴源自於台灣的政治認同與文化,也就是民主化至今的台灣一直都有着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的窘境。
熟悉台灣歷史的朋友應該清楚,在終止所謂的動員戡亂時期之後,台灣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定義共產中國與中華民國的存在。李登輝為了應對國內外壓力,在統獨之間保留模糊空間,以台灣本土化塑造新的國族認同,使台灣人民對國家的歸屬意識扎根在台灣本島,而非在虛幻的秋海棠地圖上。但是這策略未必為所有人接受,1949年隨着國民黨撤退來台的「外省人」、受黨國教育洗禮的「本省人」,長期以來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裏的中國有歧義,有的認為是中華民國,有的認為是文化中國,也有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照台灣政治大學長期的民調追蹤,這種比例大概到1995年才為「我是台灣人」所超越,而「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大約都在四成之間。
要知道,台灣「寧靜革命」的政治奇蹟,除了本身的條件外,更有外部時空背景的助力,說穿了便是當時中國因天安門事件無暇也無力干預。現在中國因素太過強大、太具吸引力,讓台灣再度陷入了認知失調,即是對於中國的態度。
我的同行曾說過這麼一段話:「台灣作為『中華民國』的主體,其存在的目的從1949年開始,始終都是如何讓自己在未來的哪一天與中國重新合併起來。不存在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如何維護本身核心利益的問題……大多數台灣人與中國人一樣,關切的是如何讓台灣與中國合併在一起,只不過好像商業談判一樣,對台灣人來說中國的出價目前並不划算,所以並不想把自己在『現在』交出去,但是想把自己交給中國的心可是始終未變」。
如今馬政府已經不再為大多數台灣人信任,就如同2008年的扁政府,台灣必須面對這個憲政危機,不能以和稀泥的方式拖過他最後兩年任期,必須盡快召開公民憲政會議,以平等對話化解裂痕。民主制度的可貴,不在於和諧而在於妥協,在妥協中尋求彌補裂痕、在妥協中平衡各種聲音。當公民不服從的鮮血濺出之時,當政府以法制(rule by law)混淆法治(rule of law)精神之時,這些被視為暴民的公民其實正逼着我們重新思考如何更新民主。

徐子軒
澳洲蒙納許大學
中國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