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和江宜樺的官腔不能滿足反服貿（與黑箱作業）的人們，更激發了學運的鬥志。學運開始出現路線分歧，原掌權指揮者被視為溫和鴿派，堅持繼續佔領立法院，但也有鷹派認為在立法院已無作用，馬政府打算以拖待變，學運遲早無疾而終，因此主張升高行動，遂有23日晚的佔領行政院之舉。
佔領立法院的導火線，是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對於服貿協議的強渡關山，所以主要訴求是反對黑箱作業、要求退回重審。但日前張慶忠為了卸責，卻點出了另一個面向——「服貿又不是我簽的」，給佔領行政院帶來了些許正當性。其實，佔領立法院與行政院本質上有差異，前者主張透過合法民主程序與中國簽訂協議，後者則偏向反對單邊與中國簽訂協議。前者主張以合法程序推翻服貿，後者可能完全反對和中國合作。
歸根究柢，這場風暴源自於台灣的政治認同與文化，也就是民主化至今的台灣一直都有着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的窘境。
熟悉台灣歷史的朋友應該清楚，在終止所謂的動員戡亂時期之後，台灣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定義共產中國與中華民國的存在。李登輝為了應對國內外壓力，在統獨之間保留模糊空間，以台灣本土化塑造新的國族認同，使台灣人民對國家的歸屬意識扎根在台灣本島，而非在虛幻的秋海棠地圖上。但是這策略未必為所有人接受，1949年隨着國民黨撤退來台的「外省人」、受黨國教育洗禮的「本省人」，長期以來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裏的中國有歧義，有的認為是中華民國，有的認為是文化中國，也有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照台灣政治大學長期的民調追蹤，這種比例大概到1995年才為「我是台灣人」所超越，而「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大約都在四成之間。
要知道，台灣「寧靜革命」的政治奇蹟，除了本身的條件外，更有外部時空背景的助力，說穿了便是當時中國因天安門事件無暇也無力干預。現在中國因素太過強大、太具吸引力，讓台灣再度陷入了認知失調，即是對於中國的態度。
我的同行曾說過這麼一段話：「台灣作為『中華民國』的主體，其存在的目的從1949年開始，始終都是如何讓自己在未來的哪一天與中國重新合併起來。不存在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如何維護本身核心利益的問題……大多數台灣人與中國人一樣，關切的是如何讓台灣與中國合併在一起，只不過好像商業談判一樣，對台灣人來說中國的出價目前並不划算，所以並不想把自己在『現在』交出去，但是想把自己交給中國的心可是始終未變」。
如今馬政府已經不再為大多數台灣人信任，就如同2008年的扁政府，台灣必須面對這個憲政危機，不能以和稀泥的方式拖過他最後兩年任期，必須盡快召開公民憲政會議，以平等對話化解裂痕。民主制度的可貴，不在於和諧而在於妥協，在妥協中尋求彌補裂痕、在妥協中平衡各種聲音。當公民不服從的鮮血濺出之時，當政府以法制（rule by law）混淆法治（rule of law）精神之時，這些被視為暴民的公民其實正逼着我們重新思考如何更新民主。
徐子軒
澳洲蒙納許大學
中國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