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伴我尋》原著作者文章揭露，後來在白宮先後為雷根和老布殊兩任總統效勞的米高赫斯，念念不忘在愛爾蘭修道院度過的童年，七七年首次回出生地尋找親生媽媽，遭鐵石心腸的修女拒絕協助，一句無可奉告狠狠關上大閘。跟着實牙實齒說道，鬱鬱而歸的赫斯先生從此沉迷性酒毒，平日一本正經返工辦事，周末放蕩形骸蒲吧狂歡，「在愛滋蔓延的年代這種行徑接近自判死刑」，八十年代末終於樂極生悲，感染當時沒有靈藥可以續命的絕症。我雖然並不認識這位華盛頓首府同志，無從證實那次尋母之旅是否真是正邪兩極生活方式的分水嶺，乍聽其生平被如此籠統歸納，卻禁不住浮起「此言差矣」的反應。
首先，愛滋張牙舞爪橫掃北美洲，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九七七仍然是風和日麗的美好時代，死亡離大家很遠，廣結善緣的基佬朝三暮四密食當三番，可能因為好勝也可能因為好性，血液一般沒有流着仰望斷頭台的因子，並非身負自殺使命的神風特攻隊隊友。其次，生於一九五二的當事人，當年二十四五歲，賀爾蒙之澎湃毋庸細表，種馬不必受到任何外來因素刺激，也有權把床視作綠茵場盡情奔馳，指他吃了修女閉門羮才綰不住芙蓉粉面，實在太看得起那批嫁了給天父的修行者。這樣斷章取義，難免嗅到絲絲排斥意味，藏在潛意識的白鴿眼一發不可收拾，就像最近《中國好聲音》的李代沫涉嫌吸毒被捕，網上出現類似「呢條友又吸毒又搞基，私生活七國咁亂」的留言，一石二鳥雙重歧視，闊佬懶理繼續鞏固坊間對同性戀者的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