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之要走了，香港大學一星期後便要換上新的英國人校長馬斐森。
不知從哪個年代開始，鈕魯詩樓十樓校長室，一對大門，要開要關，都必須先跪下來把門閂弄好。倘若徐立之比所有同事早回來，或是比他們遲走，他也必須跪下來過渡這一關。
香港大學校長的工作，從開始到終結，謙卑若此。
記者看過徐立之半跪。那是兩年前在京都銀閣寺偏廳裏，參觀者準備席地坐下來聽講解。其中一位教授，頂着大肚腩，先跪後坐，一時失重心，仰天翻倒，「四腳朝天」。大家靜若無聲佯裝看不見，不好讓人尷尬。那個時候，小肚腩徐立之剛好半跪，見有如此下場，一直都沒有坐下，就這樣跪了好一陣子至離開。
跪下來是很辛苦的，但誰願意倒下。徐立之是機靈的，可是放在公眾面前，任內十二年，性格模糊。講形象，難跟王賡武歷史學者談吐相比。想訪問科研出身的徐立之，從前年四月京都跟漢學大師饒宗頤賞櫻，至今年三月出席英國文化協會在東京舉行的國際教育會議，足足等候了兩年。在港大校長室、東京的酒店、坐的士往羽田機場途中至機場簡便一頓午飯，近距離體會徐立之的親切，但要了解這個世界級華人科學家校長，不容易。
徐立之並不如外表一樣，處處圓滑。十年前寫他小時候在大磡村小木屋借電燃亮燈泡，嘭一聲，一屋停電。後來在一個畢業生議會講壇裏，龍應台主講港大人文歷史，劉進圖與陳碧君亦是座上客。散會時，徐立之走到記者面前問好，記者一時來不及禮貌反應，他已經轉身走開。所以，他感慨有時在升降機內遇上不懂回應他點頭微笑的學生，那大概亦是學生害羞，拙於反應。
放手實驗室予舊學生
以往英國殖民地之下，香港人讀書，一直都在掙扎，國際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當年新亞書院畢業，就連教中學的資格都沒有，那一代人就知道要到海外進修。徐立之與國際著名數學家丘成桐是科研上的朋友，兩人都在中大讀書後到美國攻讀博士，相差數年學界。現在一個是港大校長，一個是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兩人都對香港的大學研究發展很有意見。
丘成桐說建一所大樓容易，要有一個大師很難。難處在於香港的教育，沒有高瞻遠矚的研究發展策略。其實香港的富大學校長跟窮大學校長一樣不好當，富大學的校長肩負發展世界級研究重任，爭取各方資源，不能有貧富不均的包袱。富大學，追求學術卓越，充足的財政資源是學術自主的本錢。就講圖書館，富大學圖書館無邊無際，幾乎是要甚麼書有甚麼書。要找香港報壇努力筆耕的老作家劉以鬯的作品，在中大圖書館有部份書籍，在港大圖書館，一橫書掃過，接近齊全。學術裏，暢通無阻真自由，在港大圖書館是一種體驗。至於政治上的學術自由，要靠一個公平政治體制作堡壘。
為了籌募研究經費，徐立之與馮國經創立明德教授項目計劃。徐詠璇在新書《情義之都──從港大到香港的捐贈傳奇》，提到她跟隨言語樸拙的徐立之籌款的驚心動魄和出人意表的喜悅。其中，聽說有位老先生會捐二千萬，徐立之上門介紹學校鴻圖大計，說得人昏昏欲睡，就在擔心的靜默裏，老人家在見面三十分鐘以內就說：「我很喜歡，我捐八千萬。」有人或會調侃校長若說話動聽點可能拿到一億，他就試過酒後勸捐，向一位性子躁火的Ｗ先生舉起一雙手十隻指頭，對方說：「一千萬？」校長說：「我們需要一個億。」對方把他一隻手撥下，「就這樣吧！」只有五千萬，使命只達一半，但最終贏到一個肯為學校發展交心的捐款人。
說到學者情操，徐立之當校長搞行政，兩年後，已經決心把加拿大實驗室放手讓舊學生發展。朱經武做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時，仍然有實驗室在美國侯斯頓。但徐立之告訴自己不能一心二用。如今多倫多的實驗室拓大了二十倍，正研究幾個項目，包括自閉症與遺傳的關係，已經找出重要線索。又因為組織美洲華人遺傳學家協會，徐立之熟識簡悅威，剛出任港大校長時就致電前輩，「我說，YW為甚麼你又不答應人家（出任港大校長）呢？他說不要了，他不想做行政工作，兼且老啦。總是說老了，誰知老一陣子又去做創新研究。其實他並不太老，可能沒興趣做行政工作吧。」
不做科研甘願去籌錢？丘成桐分析過很多不當港大校長的動聽理由，難道徐立之一個能在八九年找出囊狀纖維症的缺陷基因、找出是因為陸離子通道出問題的基因研究權威，真會愚笨至不明白這些因素嗎？當年《科學》期刊極罕有地同期發表了他三篇論文，九○年他獲得加拿大科學界最高榮譽Gairdner Award，表揚醫學研究成就，此獎被視為是諾貝爾獎前奏。香港科研界學者對記者說，很多獲Gairdner Award的學人，後來都拿到了諾貝爾獎。至於甚麼時候能獲提名委員青睞，有時是各花入各眼。目前每二十五個白人便有一人攜有囊狀纖維症缺陷基因，若父母都同時是攜帶者，子女便會發病，目前藥物只能控制此病的併發症，不能根治，將來若有人發現治癒方法，徐立之獲諾獎並非沒有可能。
除了權貴，徐立之跟很多重量級世界學者都有交往。去年十二月，港大一個重要科學會議，十多位星中之星的科學家，自費來港大參與國際科學研討會「From Gene Hunting to Genomic Medicine: a Celebration with Lap-Chee Tsui and Friends」，向即將退休的徐立之致意。基因研究專家、中大醫學院副院長盧煜明形容，會議星光熠熠，與會的包括何大一、國際遺傳學權威簡悅威及五十年前發現幹細胞、兩年前與日本科學家雙雙獲得諾貝爾獎的英國學者John Gurdon，以及發現男性基因的Walter Bodmer等，開首演講之先，都介紹自己跟徐立之的淵源。
捐贈港大醫學院十億的李嘉誠，早在徐立之於加拿大做科研行政之時，已經答應若他出掌港大，一定會支持港大發展。「捐款人支持你，不是因為你窮，不是因為你沒法埋單，是因為你們做得好，他願意令你做得更好，與你做夥伴一起發展。」一個出席國際教育會議都只會背個小背囊的胖校長，心裏知道籌款最終會讓誰人富足。「你籌款是不是（比其他大學校長）相對容易些？」記者問。
「不是，我覺得人家籌款比我們容易很多。他們（別的大學）一句『我又要』就好了，好多時一句我又要，就把我們原來的捐款斬了一半，因為他又要，就分開兩份。」
明德教席現在完成八十個教授項目，籌得十六億，還有政府相應十六億配對基金。籌得的款項，用留本基金方式，只靠利息支付研究開支。由本產生的利息，亦不可全數用盡。徐立之說，哈佛的基金，初時有幾個學生協助滾動，協助投資，但港大不會用高風險投資方法。「史丹福可以搞地產，中國的大學一樣，因為開首買了地，可以做地產投資賺錢，經濟收入比港大容易很多。中大、科大可以建酒店或是建一間醫院，他們有地，港大沒有。」他說韓國大學八成是私立，鼓勵發展產業研究項目，「有一間大學說要做拉麵，但香港大學不可能做拉麵啊。」
十二年在科研裏有如光年一樣的變化，徐立之回頭做研究已經是不可能。以往在多倫多跟徐立之一起服務老人院的李焯芬，說他是個不懂說謊的老實人，但校長EQ高，八一八風波後的集會，大學危機處理小組叫他不要去，但他偏向虎山行，要負起向學生解釋的責任。以往帶研究生時候，徐立之是個會提問逼得對方哭出來的嚴師。他教仔重原則，兩個兒子小時候投訴父親辯論永遠要贏，其實他只想說出心中真理。格物明德，道理不明，做人如何走正道？
「八一八有沒有傷你心呢？」記者問。
「傷心不是一個人，而是整個社會都是這樣。是不是傷心呢？你可以傷心，啊，真是浪費我十年多時間，居然得到這樣的後果，是不是要這樣想呢？但這事情對我來說是港大發生一件很小的事情。」
「你有感受思考外間發生的事情嗎？香港真的在改變。」記者問。
「世界都在變，由德國慕尼黑事件到九一一事件，不斷都會有。」「你是不管，還是處變不驚呢？」「不是不管，也不是處變不驚，我是感覺，唉！」那次，他在校長室裏擺一下手，少有地從心裏吁出長長的嘆息，「人類的進化是自己找方法滅亡自己？這是不是必然的後果呢？我感覺人與人之間溝通應做得好一些，大家心裏不要有極端想法。是不是因為我中大出來，所以好似好中庸呢？亦好似佛家講，大家都要原諒大家多一些。」
走過的路與港人不同
東京六本木的酒店大堂，音樂悠揚之時，數歷任港大校長，同時搞科研的退休老校長黃麗松不時跟徐立之聚首。「我最近去伯明翰探他，他告訴我為甚麼留在伯明翰，那是因為答應過太太退休後要回去伯明翰。他給我看一間房，那是留給太太的，還有很多傢俬，都是好人性，好感性一面。」黃麗松已經九十三歲，太太李威九九年在港大發生意外過世。六十三歲徐立之總是由老人家慢慢說，讓他從櫃子把小提琴搬出來，還有一張他在周恩來面前演奏小提琴的相片。
徐立之以往並不知道黃麗松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而且，黃麗松在港大推出《風雨絃歌》回憶錄時，在港大博物館演奏《人在旅途灑淚時》，徐立之也不曉得這首歌。八九年，是他在加拿大研究囊狀纖維症的高峯，他走過的路，跟很多香港人並不一樣。
所有大學校長，也不過是歷史裏走過的一個人，高錕在學制四改三這個英國殖民地政策前面是無力的。「他是與我比較接觸得多的校長，因為當時我做了一些比較有成就的事情，不時回來香港，回來中大，後來他的記性差了（患腦退化症），仍然記得我，雖然說不出名字，但見到我會好開心。港大頒名譽學位給他時，感覺他好舒服，有說有笑。」記者問他：「從高錕經歷，對人生或是校長生涯有所領悟嗎？」
「他在中大做校長時其實好不受歡迎，因為四年改三年。後來拿了諾貝爾獎後，突然又變了中大的光榮。所以有時大家做事不要太絕，高校長為何四改三年，有他的苦衷，不用踩得如此厲害，後來拿了諾貝爾獎，一下子又捧得他很高，太現實了。」
徐立之有科學家的聰敏與直接，跟他在東京機場吃便飯，他一坐下，對餐牌、眾人要吃甚麼都有百般興趣，而且還可以倒轉看到坐在對家記者的餐單內容。掌握一個局還是斤斤計較於一步棋，看徐立之，也就想起很多香港人。跟他一邊吃日式飯，一邊談香港民主普選。講到要對得起上一代、下一代，記者說：「除非你不追求所謂真理，否則你不會沒感覺。」
「你感覺這是真埋，但我認為領導人不可以有政黨支持才是最大問題。這問題很重要，令他無法行事，你看梁振英怎做事情。他可以有一些管治的理想，但他沒有一個黨在後面支持，個個都是反對黨，隨時反轉，今日談好支持，明天又negotiate去妥協，一定做不到事，你妥協得這個，妥協不到那個，政治就是你有何利益給我。」
對於政治，徐立之不是沒有想法的。中央不會干預校政，不會派人要他叫學生不要佔中。縱然走過的路令他對中國與香港的關係有不同看法，可是，他背後跟戴耀廷溝通得很好，早早就暗暗問候劉進圖。香港人的悠閒歲月已過，六十、七十年代港大仔青春浪漫美少年，對國家大事欲拒還迎，一段如青春片的日子已經到了限期，沒有時間再蹉跎。我們都有一段距離，但我們的心是一樣，這是記者看到的香港人。
校長在日本機場入禁區時，記者故意高聲說：「香港見，立之。」他笑得燦爛。
一百年來，他這樣能為大學籌一百億款項的香港大學校長，裏面機關幾許，龍應台就說他扮豬食老虎。埋藏着的，總有真誠奉獻四個字。這個時代，愛國變得複雜，至於愛香港，是我們的命運。若說萬事互相效力，社會需要民主推進，政治激情不會是全部。徐立之做科學家有研究激情，做校長有籌款激情，他為甚麼不可以沒有政治激情？
記者：冼麗婷
攝影：張志華、羅君豪、李家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