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行政長官候選人須「愛國愛港」的爭論已持續一年有餘，近日更進一步升溫。政改諮詢進入高潮，中央的部署和底線也急於要搶佔話語權。當政治精英和普通市民都不明白「愛國愛港」究竟指涉甚麼時，中央和一眾建制派說「不愛國愛港」就是「與中央對抗」；可是究竟甚麼是「對抗中央」又語焉不詳，只推說「愛國愛港」的含義「不言自明」，而市民對甚麼是「對抗中央」也「心中有數」。然而，坊間的爭論就表明「愛國愛港」並非「不言自明」，市民心中亦非有數。
將「愛國愛港」的反面視為「與中央對抗」、「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是內地政治語境中慣用的偷換概念和上綱上線。「愛國」被換成了「愛中央」，「愛港」不過是點綴，為了讓「愛國」顯得與「愛港」形影不離。可是，中央指的是中央政府或中共中央，它們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
這不禁讓人想起梁啟超先生的警世之言，他認為中國之所以積弱，根源之一就在於國人不能正確區分國家與朝廷（如今則是政黨、政府）的概念，以致愛國心沒有用在正確的地方——「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換言之，愛國不是愛政府，也不是愛政黨，更不是愛政黨與政府領導人。
將「愛國愛港」的反面視為「與中央對抗」，最終只會糟蹋了這個本可以團結港人的理念。香港市民雖有恐共情結，但是從愛祖國同胞、愛香港這一層意義上講，相信多數人不會反對「愛國愛港」。如果這是中央官員和建制派所說「愛國愛港」不言自明的地方，那麼，「愛國愛港」就毋須如此大費周折地強調。
今年兩會上國家總理李克強只談「一國兩制」而刪減「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眾高官辯護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不言而喻，毋須多說」。同樣是「不言而喻」，何以厚此薄彼？可見並非甚麼「不言而喻」，實乃選擇性對待。根本原因，在於中央擔心實行真普選會讓它失去對特區政府的直接影響，使處理香港問題的成本大大增加。
1987年，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草委會委員時曾提出，「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嗎？」這番話反映中共領導人一貫的深層憂慮，「如果普選選出來的人不是中央認定的愛國愛港人士，怎麼辦？推翻還是接受？」換言之，中央中意的愛國愛港人士能在普選中普遍地獲得香港民意的認同而順利當選嗎？
這種憂慮，被建制派官員表達了出來。羅范椒芬近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全民普選特首的結果無預知性，不先經過提名委員會提名篩選，特首選舉就會出現造謠式的政治鬧劇。可是，她大概打錯了靶子，兩年前梁唐陣營互揭醜聞，哪裏是全民普選的結果？恰恰是小圈子選舉過程中夾雜了各種或明或暗的政治力量鬥爭的結果。以「愛國愛港」為首要條件，認可提名委員會的機構提名方法，至少可以於從大局上控制普選走向，防止可能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特首。
其實，何必如此興師動眾必欲使「愛國愛港」成為法理要求？這注定是一個只有分歧、沒有共識，且難以客觀衡量的要求，倒不如雙方坐下來好好議價。政治本就是討價還價之事，如果只有命令與服從，哪還需要甚麼政治？香港身為中國主權國家治下的地方特別行政區是既成事實，實行全民普選又能如何帶來災難性後果？
實行全民普選，真的能讓激烈對抗中央的人當選成為特首嗎？可能性不大。在正常情況下，市民根據理性權衡不太可能選擇一個宣稱要對抗中央的人成為特首──除非建制派在香港耕耘多年的民意基礎已經完全喪失，或者中央對港政策出現總體性失敗。
「愛國愛港」虛偽之處在於，它無法提供法律與道德約束，更無法成為特首施政能力的必要充份條件。按照中央和建制派的定義，董建華「愛國愛港」，曾蔭權也「愛國愛港」，梁振英更是「愛國愛港」，可是他們把香港建設得更好了嗎？
「愛國愛港」也不能保證特首人選的這種宣稱只是表演需要。就像內地有不少落馬的貪腐官員，在東窗事發之前都是一派清正廉潔的模樣，「台上高調反腐，台下大搞腐敗」。從原深圳市長許宗衡、重慶市北碚區委書記雷政富，到四川省委書記李春城，都表面上倡導清廉，暗地裏貪污腐化，實在是中國特有的政治黑色幽默劇。 若特首選舉也如此，恐怕到時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最後，從理順中央與特區關係的立場出發，對抗中央、推翻中共不可能成為特首的職責與角色──香港的主流民意希望社會繁榮穩定，希望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可以免遭壓縮。一個有政治才幹的特首需要在中央利益與本土利益之間平衡拿揑，可以妥協，不會無條件服從，否則香港不外乎另外一個內地的行政區域，「一國兩制」只能成為鏡花水月。
實質上，渲染特首人選會「與中央對抗」是對中央對港政策的自我否定，因為特區的政治架構決定了特首權力並非一言堂，中聯辦的影響、各政治派系的制衡使得特首難以對抗中央。
孟岐庵
傳播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