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政協「兩會」閉幕，對政府工作報告的贊成率達99.2%，為歷年來最高。同時期北韓舉行最高人民會議議員選舉，所有選區的唯一候選人（包括金正恩）都獲100%票當選，反映出「人民政權獲絕對支持」，兩地官媒如此歡呼，其真實內涵，「你懂的」。而中國兩會透露出的另一個焦點就是，李克強報告中「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提法的消失，以及張德江強調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主權」，斥責有人打着民主旗號「賣假貨」，企圖搞亂香港，危及國家安全。
聖旨下達，香港左媒認為給了泛民反對派「當頭一棒」。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聲稱，中央已為本港政改定調，並將原則和法理表達清楚，泛民陣營不應再幻想可以叫高價。港人多年來一直爭取的真普選被看成是「幻想」，說明《基本法》中的「兩制」原則正在走向幻滅。
何謂「兩制」？毛時代的表述愛憎分明：「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改革開放以來，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社會主義經濟，自發的小生產私有化勢力和外來的資本長驅直入，「兩制」開始糾纏不休，鄧小平掛起「不爭論」的免戰牌，使「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名義下得以合法。
到2012年，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GDP中所佔比重已超過60%，就業貢獻超過80%，稅收貢獻超過50%，社會主義經濟的大半河山已被資本主義控股。諾貝爾獎得獎者、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高斯2012年為上述演變著書《中國如何成了資本主義》（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為了避嫌，中文繙譯為《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才得以在內地出版，一時洛陽紙貴。
「一國兩制」，拿鄧小平的話說，就是「誰也不好吞掉誰」。亦如江澤民所言「井水不犯河水」。但實際上，三十多年來資本主義在經濟領域不斷「進犯」內地社會主義，而香港一直是排頭兵。2013年香港仍然以783億美元投資居大陸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之首，佔比例高達66.59%。「兩制」在市場範圍內的融合，帶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也應運而生。
相比經濟領域的「去政治化」、兩制對立消弭，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卻出現了兩制對抗加劇的惡劣局面，反映出中共「政左經右」機會主義的政策取捨。中央不厭其煩地宣稱，香港政改與普選必須服從中央憲制權力，不能逾「法律邊界」，而港人也反復質疑，是何種「憲制」，哪家「法律」。
現代概念中的憲法，是公民與國家的契約，其核心有二：賦權和限政，即通過民主程序，建構國家權力，以及分權制約政府，保障人民權利。法國《人權宣言》指出：「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未經人民賦權和限政分權的大陸，有憲法無憲政，這樣的憲制不過是徒有虛名。習近平說：「黨既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也領導人民執行憲法法律」，而誰來制約共產黨？獨裁之下，人民成為虛擬，黨治取代憲治，神聖的憲法淪為「政治的婢女」。
相反，英國沒有成文憲法，被認為是「有憲政無憲法」，限政的歷史卻源遠流長，相關法律有1215年《自由大憲章》、1627年《權利請願書》和1689年《權利法案》等，被譽為「近代憲政之母」。在這樣的宗主國主導下，回歸前香港的法治日趨成熟，憲政自成體系，確保了香港的自由、廉潔和繁榮。如今港人面對既未賦權、又無限政的中央權力，自然是無比警惕而不甘屈從。
回歸十七年，鄧小平當年預期「兩制」各自為陣、「誰也不好吞掉誰」的局面正在消失。資本主義經濟日趨吞掉內地社會主義，並非香港的一地之功，而是大陸改革開放、順應全球化要求的必然結果；而在政治領域，內地「黨治」企圖以「全面主權」的名義吞掉香港，卻是逆世界民主化潮流而動。
「兩制」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內的不同遭遇，宣示了同一個道理：自由高於「主義」。權利是權力之母，港人非主權之奴，香港姓社姓資，毋須中央定義。以勤勉創造經濟繁榮，以自由保持思想活力，以法治保障社會公正，是香港過去的驕傲。未來通過普選，輔之以民主建構政治文明，有這些堅守，「兩制」是分是合，對港人已不重要。而主權僭越者們、權貴資本主義的受益者們、吃皇糧的吹鼓手們，不妨在「憲法」的牌坊下，繼續去玩那些「主義」的遊戲。
沈舟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