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打噴嚏，香港就發燒。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期間，中央領導人有關香港政策的言論出現「一少一多」的變化，引起港人輿論反彈。「一少」是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裏，未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這是中國總理的工作報告十年來首次不提這些字眼。「一多」是張德江在會見兩會代表時指出：香港實行高度自治是中央授予的，但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中央對香港仍然擁有全面主權」，其中「全面主權」乃近年來中央沒有用過的字眼，讓我們聽到了久違的「全面專政」之歷史迴響。
1975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作為毛澤東的政治軍師、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領導人物，張春橋的此篇文章，相當於現在的刊憲文件。文中引述列寧的話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資產階級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之內）而兇猛十倍」。
張春橋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都有一個領導權問題，就是說，不是名義上而是實際上歸哪個階級所有的問題」。因此，不能「只在某些領域專政，不在一切領域專政，只在某個階段專政，不在一切階段專政，也就是說，不是全面地打掉資產階級的一切土圍子，而是留下一些，讓它再擴大隊伍，那豈不是為資產階級復辟準備條件嗎」？
香港就是《基本法》留下的一個資產階級「土圍子」。儘管鄧小平當年承諾「一國兩制」，大陸的社會主義與香港的資本主義，「誰也不能吞掉誰」，但隨着香港普選的臨近，中央終於發現，普選令港人權利實質化，有「對抗中央」之風險。儘管「港人治港」要求的只是自保本土自由和繁榮，即使有對抗，也是防衞性而非進攻性的，卻被中央認為是要「否定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 如張德江所說，香港普選若照搬國際標準，就會危及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隱含的邏輯是：香港的領導權，如果「不是名義上而是實際上」歸港人所有；如果中央「不在一切領域」，只對內地而不在香港實施專政；如果受限於「50年不變」，而「不在一切階段專政」，讓香港「再擴大隊伍，那豈不是為（在大陸）資本主義復辟準備條件嗎」？看來，徹底的革命派張春橋，比「走資派」鄧小平更富洞見。「一國兩制」或許是一個陷阱，放鬆警惕，就會犯「顛覆性錯誤」：香港或將成為中共葬身的滑鐵盧。
中國憲法中至今仍然規定要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專政」，但當年若堅持「專政」觀點，恐怕就沒有《中英聯合聲明》的產生，「主權」一詞便成了「專政」的最佳包裝。主權「是一個國家對其管轄區域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權力」，民主憲政國家遵從「主權在民」原則，通過普選程序和憲法條款委託政府行使的權力，已經不是「至高無上」，而要受到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力的互相制約，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分權實施。而在專制國家，獨裁者竊人民主權為己有，權力無所限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猶如北京大學法學院張千帆教授所說，主權成了「理論家面對專制現實而自圓其說的虛構」。
改革開放後，隨着中共利益集團與資本主義勢力結盟，中共開始超越先前的階級立場。2002年十六大黨章將黨的屬性由原來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增加為「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共宣稱代表所有人，意味着誰也不再代表，只代表一黨私利，被內地學者汪暉稱其為「代表性斷裂」。「無產階級」消失，但「專政」猶存。任何對中共領導權構成威脅的勢力，仍有被「專政」的可能，不同的只是名義，「階級」的鐵錘換成了「主權」的大棒。
「專政」陰影下，大陸和香港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深受其害；在經濟領域，不少建制派中的老闆，未必認同這種「專政」，其唱紅中共，不過是曲線自保在大陸和香港經濟利益而已。 85歲的李嘉誠「從心所欲」，罕見地發表反對「老人政治」的言論，重申要法治不要人治，令人刮目相看。
「港人治港」前景如何？真普選會否夭折？若我們無力挽天，至少也可以通過抗爭，撕下中共「主權」的華美面具，讓世界再一次看清面具後面那張六十多年「專政」的醜惡嘴臉。
沈舟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