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傳媒人看到李家傑等一眾港商二代如今如此諂媚中共，說「這些人儍的嗎？資本家怎麽會和共產黨站在一起？難道他們不知他們的父輩四五十年代為了保住家業，逃共產黨才來到香港的嗎？」
我當時答，「共產黨已不是幾十年前的共產黨了，人家現在是『國家資本主義』啦！」
他認為，「他們不知道，一個好的營商環境對於生意人是最重要的麽？」
我說，「你認為好的營商環境是自由市場，但他們可能覺得自己一家獨大的壟斷市場才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呀？」
他感嘆，「這些生意人！共產黨怎麽會容許他們獨大呢？最後一定要共他們的產的！」
我還是不以為意，「不會吧？又來一次社會主義改造？或者文革？」
作為內地長大的港漂一族，我怎會不知50年代針對民族資本家和私營個體商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及後來的大躍進、文革這些歷史？但是，如今的資本家和共產黨站在一起，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政治經濟學中有一個概念──「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大概能概括如今黨國在社會經濟中的角色，國家通過行業壟斷等手段掌握了國家大部份的資本（金融、石油、基建），私人企業只能在利潤低薄（江浙一帶的手工和半機械製造業）或者新興科技（馬雲所代表的電子商務）的行業尋求商機。
然而，一旦這私企做到了一定規模，自覺或不自覺地踏入國家壟斷的地盤後，危險也隨之而來。馬雲的阿里巴巴就是一個例子。
2009年，當馬雲的互聯網事業熬過十年拓荒期，淘寶支付寶日均交易額突破6億人民幣；他卻讓支付寶總裁邵曉峰每月準備一份支付寶資金狀況的報告，交予中國人民銀行浙江省分行，並放出話來，「如果有一天國家需要支付寶，我想都不會想，會在一秒鐘內把這個公司全部送給國家。」這話，是在中央政府2008年到2009年間啟動「四萬億救市計劃」、「國進民退」的背景下說的，馬雲更多次聲稱「沒有任何人要求，純屬自願」。
顯然，馬雲，和大多數商人一樣，很清楚這樣一個現實：在中國經商，政商關係是第一緊要的事情；而民營或者合資背景的第三方支付機構，都會面臨着政策風險。處事通達的馬雲，在聽到官方對支付寶的強勁發展頗有微詞後，主動表態願把支付寶送給國家。這和五十年代的一幕幕何其相似！
果然，表態之後，馬雲的阿里巴巴集團迅速成為杭州，以至浙江省政府的重點扶植與合作企業。2010年6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視察了阿里巴巴。2013 年12月，杭州市政府與阿里巴巴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對阿里巴巴的研發、基建項目開始綠色通道審批。
國語說得極好的李家傑，自然也深明政商關係的玄機。在兩會之際，李說出「港大民調為反對派提供民意基礎」這樣明顯違背良知的話，到底是生意人的邏輯，強權之下極盡諂媚，短視得很。
只是，港商們一味地向中共靠攏，犧牲的是普羅大眾的選擇權。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關係的樞紐正在於此。試想，當一個政黨和社會的少數權貴、寡頭控制社會經濟的各個命脈，普羅大眾失去的不僅是市場上的選擇權（不如參考最近頻頻出事的港鐵），要忍受劣質高價的服務；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選擇權將在強權和經濟控制之下成為禁區。
如此看來，中港矛盾是多麼可悲可笑？普通港人痛恨內地遊客的優越感從何而來？還不是被教科書和官方媒體上「中國接濟香港食水、蔬菜」，「中央撥款支持香港繁榮經濟」的謊言給洗腦了？而那些支持搞「驅蝗」運動的少數人，哪一個不是現實中的loser？務實明理的普通人，看着這社會日益兩極化，當權者媚共，底層人士極端，只能搖頭嘆息，「用腳來投票」了。
前幾日看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這一在內地被譽為最自由的媒體之一，在香港被認為是親中媒體），主持竇文濤說，「香港是華人的碼頭，台灣是華人的後路」。
其實，香港也曾經是中國人的後路，只是九七之後，退無可退了。
後記：在如今高校中再談馬克思主義，90後大學生們多數會嗤之以鼻，或者和我一樣，後退一步，故作誇張「哇，這題目好大哦」，撇嘴聳肩表示毫無興趣吧。
引一句剛剛「用腳投票」（赴美生子）的內地知名女主持柴靜常說的話，「怕甚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進一寸的歡喜」（這話，原是胡適說的）。在這個日益狹隘喧嘩的社會，能有人和我再提馬克思理論，辯論中港矛盾，我應該歡喜。
劉嘉瀠
傳媒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