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傳媒人看到李家傑等一眾港商二代如今如此諂媚中共,說「這些人儍的嗎?資本家怎麽會和共產黨站在一起?難道他們不知他們的父輩四五十年代為了保住家業,逃共產黨才來到香港的嗎?」
我當時答,「共產黨已不是幾十年前的共產黨了,人家現在是『國家資本主義』啦!」
他認為,「他們不知道,一個好的營商環境對於生意人是最重要的麽?」
我說,「你認為好的營商環境是自由市場,但他們可能覺得自己一家獨大的壟斷市場才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呀?」
他感嘆,「這些生意人!共產黨怎麽會容許他們獨大呢?最後一定要共他們的產的!」
我還是不以為意,「不會吧?又來一次社會主義改造?或者文革?」
作為內地長大的港漂一族,我怎會不知50年代針對民族資本家和私營個體商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及後來的大躍進、文革這些歷史?但是,如今的資本家和共產黨站在一起,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政治經濟學中有一個概念──「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大概能概括如今黨國在社會經濟中的角色,國家通過行業壟斷等手段掌握了國家大部份的資本(金融、石油、基建),私人企業只能在利潤低薄(江浙一帶的手工和半機械製造業)或者新興科技(馬雲所代表的電子商務)的行業尋求商機。
然而,一旦這私企做到了一定規模,自覺或不自覺地踏入國家壟斷的地盤後,危險也隨之而來。馬雲的阿里巴巴就是一個例子。
2009年,當馬雲的互聯網事業熬過十年拓荒期,淘寶支付寶日均交易額突破6億人民幣;他卻讓支付寶總裁邵曉峰每月準備一份支付寶資金狀況的報告,交予中國人民銀行浙江省分行,並放出話來,「如果有一天國家需要支付寶,我想都不會想,會在一秒鐘內把這個公司全部送給國家。」這話,是在中央政府2008年到2009年間啟動「四萬億救市計劃」、「國進民退」的背景下說的,馬雲更多次聲稱「沒有任何人要求,純屬自願」。
顯然,馬雲,和大多數商人一樣,很清楚這樣一個現實:在中國經商,政商關係是第一緊要的事情;而民營或者合資背景的第三方支付機構,都會面臨着政策風險。處事通達的馬雲,在聽到官方對支付寶的強勁發展頗有微詞後,主動表態願把支付寶送給國家。這和五十年代的一幕幕何其相似!
果然,表態之後,馬雲的阿里巴巴集團迅速成為杭州,以至浙江省政府的重點扶植與合作企業。2010年6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視察了阿里巴巴。2013 年12月,杭州市政府與阿里巴巴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對阿里巴巴的研發、基建項目開始綠色通道審批。
國語說得極好的李家傑,自然也深明政商關係的玄機。在兩會之際,李說出「港大民調為反對派提供民意基礎」這樣明顯違背良知的話,到底是生意人的邏輯,強權之下極盡諂媚,短視得很。
只是,港商們一味地向中共靠攏,犧牲的是普羅大眾的選擇權。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關係的樞紐正在於此。試想,當一個政黨和社會的少數權貴、寡頭控制社會經濟的各個命脈,普羅大眾失去的不僅是市場上的選擇權(不如參考最近頻頻出事的港鐵),要忍受劣質高價的服務;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選擇權將在強權和經濟控制之下成為禁區。
如此看來,中港矛盾是多麼可悲可笑?普通港人痛恨內地遊客的優越感從何而來?還不是被教科書和官方媒體上「中國接濟香港食水、蔬菜」,「中央撥款支持香港繁榮經濟」的謊言給洗腦了?而那些支持搞「驅蝗」運動的少數人,哪一個不是現實中的loser?務實明理的普通人,看着這社會日益兩極化,當權者媚共,底層人士極端,只能搖頭嘆息,「用腳來投票」了。
前幾日看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這一在內地被譽為最自由的媒體之一,在香港被認為是親中媒體),主持竇文濤說,「香港是華人的碼頭,台灣是華人的後路」。
其實,香港也曾經是中國人的後路,只是九七之後,退無可退了。
後記:在如今高校中再談馬克思主義,90後大學生們多數會嗤之以鼻,或者和我一樣,後退一步,故作誇張「哇,這題目好大哦」,撇嘴聳肩表示毫無興趣吧。
引一句剛剛「用腳投票」(赴美生子)的內地知名女主持柴靜常說的話,「怕甚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進一寸的歡喜」(這話,原是胡適說的)。在這個日益狹隘喧嘩的社會,能有人和我再提馬克思理論,辯論中港矛盾,我應該歡喜。
劉嘉瀠
傳媒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