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是世界上最不討好的工作。工作做得差，是對不起自己；若要做得好，便一定會開罪人。那是二十多年前，一名記者行家的母親，反對他入行的原因。我媽也不喜歡我當記者，理由更直接：若要薪高、糧準、假期多，而且斯斯文文，得人喜歡。「去教書吧﹗」媽媽老是說。當然，那時她不知道原來教師也要朝七晚八，還要抽空處理怪獸家長的追殺。
記者從來不是家長眼中的理想職業。撇除薪金低（跟最低工資相差無幾）、前途有限（耳聞目睹太多四十過外的行家，大半生跑來跑去，只剩下一身工傷）、工時長兼食無定時。行內也有不少叫人洩氣的地方，譬如說，行頭很窄，不能隨便亮出「東家唔打打西家」這張王牌；大部份傳媒機構都十分人治，在外標榜的民主程序，在機構內是不管用的；做新聞不一定理念先行，有時銷量（又或網上點擊率）可決定一切。
記者也是最「犯賤」的工作。風平浪靜時大家總認為你是無事找事做，到終於意識到新聞自由的重要時，通常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想起當年不顧老媽反對，堅持入行，還不是因為受了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的「感召」。袁木聲言八九年六四鎮壓，天安門廣場上沒死過一個人。然而那時電視直播明明就是火光、槍聲不斷，然後學生一個個倒下，藏身天安們廣場對開公廁頂的亞視記者謝志峰說：「我哋冇辦法留落去，要走，唔係冇帶（錄影帶）返嚟，會盡辦法做報道。」若非前線記者留守至最後一刻，真相或許會在謊言掩埋下永不超生。
然後是2003年的50萬人大遊行。沙士一役全港重創，董建華政府企圖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所謂的國家安全像刀架頸，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隨時被一刀砍碎。7月1日在維園，人多得插針不入，把採訪證掛在胸前，遊行人士竟然會神奇地自動讓出一條通道，「嘩﹗原來是記者。」彷彿明星出巡。「畀心機，我哋一定支持你。」入行超過十年，首次感覺到這行業帶來的光環。
近年社會變得越趨兩極化，記者在外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形象一落千丈；加上職位越高、權責越重，越來越多時候被要求顧全大局而無奈妥協。當初的鴻圖大志，在為口奔馳的壓力下，變得筋疲力竭、焦點模糊。「將來千萬別讓孩子當記者。」有時我跟孩子的爸談起兩個女兒的將來，竟然就像我媽當年的口吻。
劉進圖事件是一記當頭棒。「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畏無私即自由。」當一位新聞從業員被斬六刀、在生死邊緣走了一圈後，仍可昂然站在新聞自由的最前線，我們再沒有苟且偷安的餘地。父母當然不希望子女將來從事朝不保夕的工作，但更怕是讓他們活在一個不能明辨是非、真理不獲彰顯的社會。一個心智被蒙蔽的孩子有多可怕？看特首次女的滿口歪理大言不慚，便明白即使有最好的教育、最優裕的生活，也不能培育出高尚的情操。新聞自由是社會的基石，連這道防線也失守的話，要說爭取民主、人權、社會發展，都是徒勞了。我們的孩子，若成長在一個沒有新聞自由、歪理當真的國度，將是如何可怕的光景？
作者：蕭煒春（mailto:[email protected]）
傳媒人、兩女之母。徘徊於工作與家庭之間，終日嘔心瀝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