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實主席李嘉誠近來甚為高調，上星期在業績公佈時提出：「香港𠵱家係，有能力嘅人唔出聲，冇能力嘅人就爭住做！」似有所指。昨天在一個大陸財經網站的專訪中又說，香港切忌「情緒政策化」，並指貧窮滋生出來的民粹，易放難收。
去年的碼頭工潮，演變到最後，除了是工人為自己爭取權益，各團體爭相表態聲援，也有左翼年輕人在提早佔中，尤其是在長江中心門外駐守，並打出針對李嘉誠的大幅橫額。我本來以為，李嘉誠閱歷豐富，未必會將後生仔的盲動放在心上，但似乎他對香港近幾年的現象，還是有點戚戚然。
今時今日，許多人一聽到是李嘉誠講的說話，就立即抗拒。曾幾何時，李嘉誠是超人，崇拜他是上進的表現。十幾年間的意識形態轉變，可謂差天共地。
新一代究竟是不齒財富？還是不齒某種致富的方法？這個問題，我不懂得回答。但是從我的觀察，這一代人確實對財富有矛盾的抗拒，一方面，他們希望過某種穩定的小康豐足的生活，但已經不敢奢望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當然，在他們身邊，有着許多想法和遭遇相似的人，讓他們自覺不孤獨，可是，他們也在生活和工作上遇到舊一代價值的香港人，兩套想法常有衝突，也是回歸後香港在各環節常見到的世代差異。
李嘉誠代表了上一個時期香港精神面貌。可是這個年頭，卻很難講得準誰是代表人物；這一任特首梁振英，在未得到實權之前，其實深得這一群期待顛覆秩序的社會棟樑所支持。只不過是幾年之間，當日最期盼梁振英帶領改革的社會棟樑，有些低調地進入了建制，有些則被遺忘了，有些成為了最積極的反對聲音。
有群不相信政府的人，本來是健康的發展。可是，在這個城市，似乎走來走去都走不出一個低層次的想法，就是這個人帶領不了政府，就換一個人試試。期望有人可以帶領香港走出困局，是香港政治中的迷思。
只有非常少數人，會真正去質疑這個政府的規模是否已經大到不受控制。事實上，政府跟任何組織機構都一樣，只有能力去專注處理一部份的社會問題，甚麼都管的政府，甚麼都管不好。可是政府跟別的機構有一點不同，只要是用公帑去運作的部門，在失敗時永遠都可以獲得更多資源；相反，在市場裏面，失敗的結果是最終失去資源，這種優勝劣敗的新陳代謝，被社會棟樑說成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變得政治不正確。
究竟香港政府會怎樣發展下去？不斷花錢似乎是一個已經改變不了的趨勢。可是，另一個更令人擔憂的發展，是越來越多由上而下的政策，要令這個社會趨向單一和方便管理。這是大政府難以避免的宿命，發展到極致，就是全盤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但是，就算香港不走向那種社會主義的模式，政府無謂地擴張，最終這些部門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也會無事生非，不必要地限制正當人家的自由生活。
許多打工仔，以為每天上班，每月有糧出就是資本主義，然而他們在朝九晚六被受指揮沒有自由的生活，其實更似社會主義的世界。他們心底以為反對資本主義是走向自由，殊不知他們在爭取的，卻是由早到晚都沒有個人話事權的社會主義。
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有一章叫「為何最壞的在最上」（Why the worst get on top），就是講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當中，由於政府要將社會種種不同的觀點和信念歸一，從而方便管理和規劃，結果只有最不包容和接納差異的獨裁者，才可以有效統治這種政府。由民粹走向獨裁，往往就是透過不斷地施加政治壓力，要令少數服從多數。當社會收窄成只有一種聲音，這不是和諧，而是寂靜。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