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的媒體格局中，《環球時報》（環時）享有特殊的位置，正如它自我宣傳的一樣「刊發文章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引起國內外媒體廣泛關注」。
環時的特殊位置恐怕沒人能否定，也沒人能撼動，至於它與中宣部等權力中心究竟存在甚麼交易，外界難以知曉。它在中國顯然確實是一份享受「言論自由特權」的報紙，在諸多敏感話題上言人所不敢言：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時，環時連發5篇社論；薄熙來事件初期，環時也曾連發13篇社論，而其他媒體只能望洋興嘆。但這種特權並沒有使它贏得專業人士的尊重。
譬如，最近《環球時報》連續兩日發表社論批評「驅蝗」行動，先以「規定內地訪香港人數，好自私的動議」大扣帽子，批評港區人大代表關於控制訪港自由行旅客數量的提案。評論除指出中央對香港的恩典外，更指「內地旅遊景區每到黃金周也都人滿為患，京滬等大城市飽受流動人口過大的壓力，但人們都能平靜對待，能理解這些現象對城市是利弊參半的」。環時差點就說，內地民眾能忍受霧霾、交通堵塞、黑心食品等問題，那麼香港或世界其他地區也應該忍受得了。
環時創刊於1993年，隸屬《人民日報》，如今據稱在世界90個國家和地區駐有350多位特派、特約記者，單期發行量超過160萬份（當然實際發行量是否如此另當別論）。在其現任主編胡錫進的影響下，這份報紙的定位是「報道多元世界，解讀複雜中國」。內地網民中盛傳着一個段子，調侃幾個全國性的媒體如何塑造世界與中國的形象：看央視《新聞聯播》，覺得全世界我們最好；看《參考消息》，覺得全世界誇我們最好；看《環球時報》，覺得全世界都嫉妒我們最好。讀者如果深信環時，會以為中國始終處於西方的敵視和包圍中，所謂「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
環時從不掩飾自己的「愛國主義」，認為身為中國人天生就應該愛中國，並將國家人格化，視君主或黨國領導人為國家化身。這本質上是一種輕率的激情。去年12月環時首發，中宣部要求其他媒體轉載的評論《沒有了祖國，你將甚麼都不是》就是典型。該文以薩達姆、卡達菲等為例，稱雖然他們被趕下台，但伊拉克、利比亞仍戰亂不斷，因此「我們每個中國人都要警惕了」。
愛國主義是環時的特色，投機主義亦是，這表現在言論上為「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
2011年，美國前任駐華大使駱家輝赴北京履新，乘經濟艙，不帶隨從，背雙肩包逛街，用coupon買咖啡……這些平民、廉潔的行為明顯區別於內地官員的官僚做法，引起廣泛關注。環時果然看不下去了，以陰謀論來評價駱家輝的行為，認為他「每一個行為都被媒體包裝成美國官場『廉潔的細節』」。不僅如此，環時還教訓道，「中國積極炒作駱家輝『廉潔秀』的媒體應當自重」。然而，去年12月底，國家主席習近平到北京慶豐包子舖用餐，《環球時報》轉而大筆特書：「這個舉動客觀上發散的『聯繫群眾』意義，不僅大而豐富，而且是不可取代的。這樣的聯繫群眾，中國需要，人民喜歡。」
環時不僅善變，而且善於利用其特殊地位，在敏感議題上以壟斷的姿態讓其他媒體無從反駁。2013年1月7日，針對《南方周末》抗爭事件，環時在其他媒體被禁言的情況下發表專論，「在中國今天的社會政治現實下」，不可能「存在那種自由媒體」，並以近乎警告的語氣說，「即使在西方，主流媒體也不會選擇同政府公開對抗。在中國這樣做，一定更是輸家。」這一文章深得中宣部欣賞，全國各大報紙也被要求在顯要位置轉發，使得環時儼然成為中宣部整治南方報系的馬前卒。
環時是中國言論管制下的特殊產物，更是中共宣示「三個自信」的必需品。對外，環時發表拒絕普世價值的中國特殊論；對內，則宣傳膚淺的愛國主義。中宣部不便要求其他媒體刊發的言論，環時總能第一時間領會上意，迅速成文，並讓中宣部要求其他媒體轉載，達到全面的宣傳效果。
當香港與內地發生衝突的時候，環時就會將事件簡化為愛國與不愛國，或中國與西方勢力的對抗，繼而對不愛國的人們進行批判，手法極其機械及笨拙。
孟岐庵
傳播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