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再度宣佈興建焚化設施和擴建三個堆填區，筆者對「一焚三堆」方案甚有保留，理由簡單不過：立法會不可對梁振英一再違背競選承諾視若無睹。
梁振英在2012年特首選舉時高舉「減廢回收」旗幟，言之鑿鑿宣稱「減廢主導，焚化為後，推動回收，諮詢徵費」。惟他當選後在推動源頭減廢和促進回收再造的表現乏善可陳，卻已連番強推「一焚三堆」。這幾天，黃錦星局長以「拖無可拖」的「必需品」比喻「一焚三堆」，呼籲市民和立法會接受現實，通過方案，企圖掩飾梁振英講一套、做一套的騙局。
黃錦星局長的工作與梁振英選舉政綱步伐毫不一致，去年，局方的「三堆」方案在立法會闖關失敗。政府以為憑藉去年的《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加上諮詢期剛完結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即將完成的擴大膠袋徵費法例、本年度施政報告的10億元回收基金及《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2014-2022》，「一焚三堆」便能順利過關。不過，立法會必須判斷這一連串動作到底是否姿勢多於實際。事實上，該等工作根本是應有之義，過去十年間亦已相繼提出。若梁振英或黃局長認為「發表宣言」等同「兌現政綱」，無疑與標準工時和強積金對沖機制等走數事件一樣「研究當兌現」。政府不應奢望出版數份文件便等於落實了減廢和回收措施。若以此作為闖關條件，理據過份單薄，想法一廂情願。
以回收政策為例，《藍圖》提出於2022年或以前，把香港的回收率提升至55%，更列出其他地區的有關數據（日本21%、新加坡48%、台灣52%），企圖營造局方回收目標「進取」的錯覺。不過，其實上屆政府早於2011年跟進前屆政府在2005年發表《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2005-2014）》的主要措施時，已主張「在2015年達到55%的回收率」。由此可見，現屆政府達致目標的時間表，比上屆政府足足落後了七年，不管是前任政府愚勇兼浮誇，抑或現屆政府搬龍門，環保署《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已指出去年回收率僅為39%，遠較2010年（52%）大幅下跌三成多，情勢確實嚴峻和不妙。
筆者曾就此在立法會質詢黃局長，豈料他避之則吉，稱「回收不是我們最終極所追求的……《藍圖》所訂的時間表、路線圖、提升現時回收率的方向，更主要重點是減少堆填區、末端的棄置量。」黃局長的回覆，完全答非所問。他應清楚知道筆者所關注的並非數字之別，而是現屆政府的決心意志。局方不但無意承認進度落後，反而意圖蒙混過關，實在令人遺憾。
再者，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和擴大膠袋徵費法例均非由現屆政府提出，而棄置於堆填區的廚餘量在過去五年間持續上升，《計劃》提出最遲於2021年興建三個有機資源回收中心，每日處理量共800公噸，遠不及現時3,337公噸棄置量，《計劃》可謂杯水車薪，遠水難救近火矣。
至於唯一可取的10億元回收基金，卻細節欠奉。更不堪和可笑的，是局方重推「一焚三堆」所揮霍的360億元，款額竟為回收基金的36倍。政府厚此薄彼，投放大量資源建設末端處理設施，忽略減廢和回收配套，試問如何說服公眾? 筆者擔心，若「一焚三堆」方案這樣就過關，政府很可能在生產者責任制、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或回收基金等關鍵項目放軟手腳、空談研究，或索性宣告一些措施「已不存在」? 如是者，任何局方訂定的指標和綱領最後都只會淪為一紙空文。
問題是，為何每屆政府都會發佈一些洋洋灑灑的千字大計試圖搶盡眼球，內容卻總千篇一律？箇中關鍵原因，在於任何有助達致有效減廢和推動回收再造的措施，在過去十年都講多過做。我們看到《大綱》建議在2007年立法推行廢物收費及在07年至09年就六種產品（電器及電子產品、汽車輪胎、購物膠袋、包裝物料、飲品容器及充電池）分別推行生產者責任制的政策目標，遲至2014年仍無一項能完整和全面地如期落實，局方頂多只落實了「半項」膠袋徵費。因此，那堆《藍圖》、《計劃》根本華而不實、舊瓶舊酒，只怪政府的環保政策進度慢如蝸牛，主事官員決心成疑。歷屆政府「重堆填焚化，輕減廢回收」的思維模式，不分緩急先後，難怪巿民把問題算到主事環保政策的官員身上。
兩年前，筆者與陳淑莊參選立法會的政綱列明「盡快落實生產者責任制」，筆者作為討論擴大膠袋徵費法案的委員會主席，這是我們對市民的承諾，亦是對政府廢物管理政策取態的標準。六種產品的生產者責任制根本拖無可拖，如今只得半項成事，歷任政府責無旁貸。為降低擴建堆填區或增建焚化爐的壓力，筆者不如將把書架上的《大綱》、《藍圖》及《計劃》放到辦事處紙張回收箱，身體力行，源頭減廢，推動回收，況且那些公關花招亦非筆者推動環保政策的必需品。
陳家洛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