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估計北京政府會在政改中的最終取態，就必須掌握北京政府在香港管治上的基本立場，以計算她在政改中的底線是甚麼。從多年研究「一國兩制」所得，我認為北京政府對香港管治可能有的基本立場，可分為有關「一國」和「兩制」兩部份。有關「一國」的，有下列四項：
（一）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主權是不容動搖的。
（二）香港不能發生任何事情會削弱共產政權在全國的管治權威。
（三）中央政府要保證香港的管治不會損害中央在港的利益。
（四）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至少在重大事務上，要有實質的控制權。
至於有關「兩制」的基本立場則有：
（一）香港特區政府能享有認受權威以有效施政，處理香港的內部問題，不構成對中央政府的負擔。
（二）香港特區能落實高度自治，那可向國際社會證明中國政府對實施「一國兩制」的誠意及能力。
對北京政府來說，「一國」的四項及「兩制」的兩項立場，能同時達到就是最理想的。這些立場之間是有優次之分。有關「一國」的四項立場，對北京政府的重要性，是按次排列的。越重要的越在前，即第一項較第二項及以後的重要，第二項較第三項及以後的重要，如此類推。在後的立場，即使被逾越，只要在前的底線能守着，北京政府應仍可保障得到那條底線所要維護的利益。但越在後的立場，就意味北京政府需要直接在港發揮的影響力越大。北京政府當然是希望能達成「一國」的第四項立場，因那表示在其之前的立場也都可同時實現得到。
有關「一國」的立場，又必然是比「兩制」的兩項立場優先。這即是說，若二者有衝突，北京政府必先會實現有關「一國」的立場。北京政府有關「一國」的四項立場，未必與有關「兩制」的兩項立場有矛盾，但北京政府若在港直接的影響力越大，與「兩制」的兩項立場之間的張力，就也必然會越大。到達某個程度，那就很難共存了。
由於要實現「一國」的第四項立場，即北京政府要對香港的管治的重大事務上有實質的控制權，北京政府在港的影響力就要比第一至第三項為高，故與「兩制」的兩項立場之間出現衝突的機會就會增大。這從過去十多年北京政府實踐「一國兩制」的情況就可清楚看到。
過去在董建華做特首的時代，因董建華深得北京政府的信任，所以在表面看來，北京政府對港的官方立場只是「一國」的第三項立場，只是要確保香港的管治不會損害中央在港的利益。但因北京政府掌控着特首的選舉，令她所能完全信任的董建華當上特首，故實際上是在實行第四項立場。在零三七一大遊行之後，董建華不能主導香港管治，令北京政府要走到前台，第四項立場變成了實際及正式的官方立場。
在曾蔭權時代，北京政府對港的實質控制權越益擴大，而到了梁振英時代，更因特首弱勢，令北京政府直接控制香港的事務達到歷史新高。那無可避免地令「兩制」的兩項立場受到損害。「一國兩制」已發展至一個地步，若北京政府堅持要實現「一國」的第四項立場，那就要犧牲「兩制」的兩項立場，兩者已難再共存。在邁向普選，兩者難以共存的困難就更大了。
按這分析，在政改的爭議，對北京政府來說，最好的結果當然是維持現狀，即使是由「普選」產生特首，仍可保留着對香港重大事務的控制權。這當然是透過有篩選的提名制度，令任何會在普選中會當選的候選人，都不會脫離得到北京政府的影響力，這就可繼續實現得到「一國」的第四項立場。但這與「兩制」的兩項立場必會出現嚴重衝突。由有篩選的普選產生出來的特首，不可能享有足夠的認受權威，去有效處理香港的內部問題。結果是香港管治會成為中央政府的負擔。香港特區也難以落實得到真正的高度自治，中國政府未能向國際社會證明其對實施「一國兩制」的誠意及能力。
要實踐得到「兩制」的兩項立場，就一定要有真普選而不是北京政府所想的那種有篩選的普選。但在真普選的環境下，北京政府根本不可能守得住「一國」的第四項立場，但應還可實現得到「一國」的第三項立場。北京政府其實不需要一定要堅持「一國」的第四項立場，因只要能達到這第三項立場，「一國」的利益仍是有充份保障的。香港的發展已去到一個地步，北京政府必須作出抉擇，是要實踐「一國」的第四項立場，還是「兩制」的兩項立場。
戴耀廷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