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記協發起的反滅聲遊行，有六千人參與，表現了捍衞言論自由的滿腔熱血。
有看透世事的人認為，新聞自由是傳媒老闆的自由，覺得那些去爭取的人，不過是把新聞自由當作冠冕堂皇的說辭而已；smart thinkers更會說，新聞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學界新聞生產的研究也表明，新聞界秉持的客觀、公正等專業主義準則不過是strategic ritual，傳媒最後呈現給讀者的內容其實是各種政治、經濟力量博弈的結果。在這博弈的過程中，讀者、公眾的利益能起多大的決定作用，學界其實是悲觀的。
而現實，也常常如此。《明報》前老闆金庸亦曾說過，「報紙是老闆的私器，不是公眾的公器。」這話，在月前《明報》撤換總編輯引發抗議風波時，為很多smart thinkers的清高找到了極為政治正確的托詞。
這些聰明人，從來都只是冷眼觀世事，心中即使有觸動，也稍縱即逝，轉眼就被日常生活的瑣碎和壓力給淹沒了。
你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群理智的聰明人；然而，這只是一群務實的經濟理性人而已，現代社會正是由這些理性人搭建而成。
New York Times日前有一篇專欄，是兩度獲得普立茲新聞獎的老新聞人Nicholas Kristof寫的，題為"Professors, We Need You！"，在fb和微博上流傳甚廣。Nicholas Kristof採訪過六四、伊拉克戰爭，並因報道這些國家的人權、社會問題而廣受關注；當然，他也曾因報道巴林屠殺而被巴林政府抹黑。
在這篇呼籲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政治的專欄裏，Kristof寫道，對於這個世界的許多問題，大學教授是一群最聰明的思考者（smartest thinkers），但是他們大部份人在現今的社會討論中並沒有任何影響力。為何？在Kristof看來，追求學術性（academic）不過是一種托詞，他譏諷這些象牙塔裏的聰明人，當一個scholar等於變得與這個社會irrelevant。
新聞自由是老闆的自由，新聞自由被濫用，甚至被有心人拿來謀取私利，so what? 只要稍微反向思考，若沒有新聞自由保障立場不同的新聞機構和新聞人發聲，在關於公共事務話語權的博弈場上，將會是一片死寂。既然真相如此難得，流言和謊言如此蔓延，那就必須讓人有辯論和選擇的權利；在言論的自由市場裏，相信人的理性能作出正確的選擇。
傳媒的外部性，決定了一份七元的報紙並不能簡單等同於七元的一罐咖啡，傳媒的內容會影響讀者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和態度，從而間接地影響社會上的其他人和事。
這一條簡單的經濟學道理，就足以打消那些smart thinkers的顧慮了。
劉嘉瀠
傳媒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