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年秋天，我跟山本伊津雄老師孵在東京信濃町小喫茶店，窗外漫山楓葉，斑斕一片，我唸了明朝楊基的兩句詩「楓葉蘆花兩鬢霜，櫻桃楊柳久相忘。」山本老師回以戰國詩人北條氏政的詩回應「『莫怪清風能拂手，春往秋來滿山紅。』你們中國人多用悲觀的心來看楓葉，我們日本人愛期待楓葉的到臨。」這正體現了中日人民心態的不同。山本老師一直以為中日戰爭是一場聖戰，中日人民聯手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有何不對？我這個年輕留學生不敢苟同，怒罵漢奸，他卻極力為彼等辯誣。我們談到了汪精衛、陳公博和周佛海。「這些人都不在了，可還有一位在日本，金雄白先生，你聽過沒有？」當然聽過，七零年末來日前，正好看過他的力作《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對金老先生有點兒理解。山本老師問「葉君，你認為他是漢奸嗎？」我一怔，回不上，忽的想起金雄白幾句話──「汪主觀上非賣國求榮，相反他身上有一種强烈的使命感，汪氏是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心態，毅然脫離重慶中樞，忍辱負重和日本交涉，尋求另一途徑的和平。」因而金雄白到去世那天也不認自己是「漢奸」，「曲線救國」這種消極觀念，當年我是無法認同的，那天的喫茶會也就不歡而散。
七四年初我回香港，大抵是二月吧，老阿哥王志堅要我去中環「萬宜」大廈的「蘭香室」喝茶，說要介紹我認識一個上海「大好佬」。到埗後，除了王志堅，還坐着一個洋裝筆挺、身材不高不瘦的老人家，經介紹，便是金雄白。老阿哥知道我對近代史有興趣，特意引薦我見金雄白。大家都是上海人，沒隔閡，金雄白問我對《汪政權》一書的看法，我推說只讀了少許，沒什麼可說。金雄白嘆口氣：「就算我寫了格本書，還是邪氣多人認定我是漢奸，格頂帽子是嘸沒辦法脫?！儂年紀輕，弗曉得，中國哪能得日本打。汪先生主張和談，實在是一種拖延手法，就是阿拉講格『曲線救國』！」金雄白用鋼筆在紙巾上寫了「曲線救國」這四個字讓我看。講真，我對政治的興趣不大，倒是很眷念昔日上海文壇，其時香港正掀起張愛玲熱，隨口問了一句，豈料卻燃着了金雄白的火，老人家臉一繃，「嘿呸」一聲：「格個女人，要弗得，歡喜裝腔作勢，一日到夜講自家是李鴻章之後，自抬身價。」一聽，知道金老不喜張愛玲，想往別的說，金雄白怒氣未消：「伊同胡蘭成搞在一起，更加弗要得，胡蘭成是一折弗扣嘅大漢奸。」接住又數落了一大堆，聽了也不放在心上。那次別後不久，金雄白就回東京，直到八五年去世也沒回來過。近日翻看林同編著的《書評集錦》第二輯，內有一篇〈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的文章，其中一節云──「作者（金雄白）對胡蘭成似乎很不以為然……直指其人為『一個變了質的中國人』……他認為胡蘭成、吳四寶等人賣身投靠日酋，是真正的漢奸；而汪精衛、周佛海等人只是『曲線救國』的悲劇英雄。」林同認為《汪政權》是一部內容奇特的回憶錄，是成熟的文學作品，也是一部深具參考價值的中國近代史資料集或斷代史。至於金氏是否漢奸，有待方家定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