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是否有廣泛的「滅聲」行動，抑或只是近期的連串巧合，又或是純因幾位「被整」人士的力有不逮和得罪僱主，公眾理應保持客觀開放態度，靜觀事態發展方下結論；但恐怕得知真相時，任何人也已無法力挽狂瀾。
不過，即使「收編」了絕大部份無事生非、推波助瀾的傳媒名嘴名筆名刀名劍，香港的政治以至地區事務，也不可能從此撥亂歸正，逐步走向和諧共處之局。
今天市民上街已是常態活動，不論是否有傳媒報道，由利益到政見及各種關注團體，無一不利用上街來作為熱身及獲取更多支持的方法。況且由於他們上街的議題與自己的利益有直接關係，所以不易亦不能輕易放棄行動與改變立場，否則便無法向政府施壓（新界原居民便是好例子）。
同類行動若是由政黨策劃發動，才會特別關注是否有傳媒廣泛報道，因為即使行動全無收效，政黨的聲勢與影響力仍可由此建立與擴大。但一旦撇開政黨因素，上街行動最終目的若只是影響政府決定，未能即時做出成績，只會令行動變本加厲進一步升級，有些死硬派甚至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份盲目的拼勁與激情，政黨不但無法企及，有時甚或投鼠忌器而自動鳴金收兵。
同樣道理，激進派的代表人物若因傳媒已被「滅聲」，出位行動亦會加倍升級，除了要為自己爭取更多曝光機會，亦迫使「被滅聲」的傳媒自曝其醜，又或是非報道事件不可：過去在台灣民進黨朱高正最精於此道，所以在立法院天天上演六國大封相，國民黨控制的電視報章雖然不斷口誅筆伐，但卻令民進黨能成功突破傳媒封鎖。
由於減少了反對聲音和觀點，傳媒的新聞與評論亦會逐漸變得一致化，市民看一份和多份報紙沒有分別，打開收音機或電視機來來去去都只看到聽到那幾位官員和評論員。這種過份類同的新聞及公共事務節目，極易令公眾再提不起興趣去觀賞，更遑論是加入討論或提供意見，結果是傳媒的銷量與影響力都下降，最後甚至會影響政府也無法善用它們來推銷官方的政策。
但首當其衝的，還是商業傳媒的廣告收入。試想廣告商若再不能由傳媒內容和讀者群的特色去分辨和決定是否適合自己，最正常的反應將會是把整個傳媒類別放棄，因為今天已再沒有「非用不可」、「無法代替」的單一傳媒。
就以電台為例，在鄭經翰仍在dbc年代，高永文局長一定不會在dbc早晨節目出現，如今黃楚標已取鄭之位而代之，高永文遂樂於接受dbc訪問，以示對所有電台一視同仁。但作為聽眾，我在不同電台只聽到高永文局長在說同一番說話，又怎會感興趣和信服？長期而言，電台的整體收聽率必會因成功「滅聲」或「聲音一致化」而逐步萎縮，因為電台最吸引人的多元化、包容性和前瞻角色已蕩然無存。
電視台新聞及時事節目的類同性會更明顯，尤其是免費電視，由於每日的播放時間已不多，加上題材越來越集中（響應主旋律或時勢使然），如果在取材及觀點方面同樣「互相呼應」或「統一發放」，觀眾只會越來越少，因為免費報紙早上已人手一份，數碼新聞則更快更過癮。
另一方面，仍能堅持獨立發聲、為公眾提供另類觀點與視野的小眾（少數）傳媒，除非經濟資源不足或不繼（因成本太高而收入減少）無法經營下去，否則大有機會成為「慘勝」贏家，尤其是那些開始或成功「兼營」數碼平台的傳統媒體。就以報紙為例，因為它們既有現成的讀者，又可以拓展新平台吸引新讀者，如果內容與別人有足夠的分別與吸引力，自然不難魚與熊掌兼得，因為由「滅聲」製造出來的空間，有意競爭分一杯羹者數目有限。
觀乎香港傳媒的最新發展和佈局，「和諧」路線已漸成主流，另類聲音只能在另類平台及媒體繼續發展。「大罵小幫忙」將無可避免變成「小罵大幫忙」，至於「只罵不幫忙」則將進入寒冬甚至冰河期，除非能與新媒體結合開拓收入來源與保持影響力；「不罵不幫忙」在現實中根本不可能，因為政府的影響力再次抬頭，如果對施政沒有幫助，政府對有關傳媒可以完全冷待和漠視。
「應罵則罵、應幫則幫」曾是多少傳媒人的理想，但由近日發生的一連串事件看來，這個理想在香港似再不能容，留守者能繼續堅守一段日子已是萬幸。因為單是在節目中批評上司已是死罪，容許開天窗則自更難饒；過去「我雖與你意見全然不同，但卻會誓死確保你發言的權利」的承諾變成空話，才真正叫人難過。
周信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