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初，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網誌說：「我希望，將來的教科書能說，普選是在我梁振英任內實現的。」梁振英的希望未免多餘。他要流芳紅史，有何難哉。
新中國的紅史和舊中國的青史，大有逕庭。明朝陳繼儒《讀書鏡》卷一載：有一天，宋太祖罷朝，回到宮中，悶悶不樂。內侍王繼恩問原因，太祖說擔心史官春秋之筆：「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我國青史，善惡必書，道理分明，不饒權貴，這一點，宋太祖很清楚。他曾經問宰相趙普：「天下何物最大？」趙普說：「道理最大。」太祖連聲稱善（《夢溪續筆談》）。
今天，香港流傳的一句名言卻是：「法律大，政策大，還是行政長官最大？」而所謂「行政長官最大」，當然是忌諱之言。新香港和大陸一樣，最大的不是道理，而是地方長官代表的共產黨。
因此，新香港的紅史，絕對不會令掌權者不悅。去年十月，香港舞蹈節有一齣芭蕾舞劇《紅樓夢》，稍稍提及文革，結果文革一幕就被刪去；十一月，《南華早報》紀念創刊一百一十年，出版特刊記述這一百一十年的香港歷史，卻隻字不提一九八九年有一百萬人遊行反對中共，也不提二零零三年有五十萬人遊行反對董建華政府。此外，中學課本《新理念中國歷史》更會為權貴東塗西抹，務求讀者一不知道中共怎樣借助日本、蘇聯，侵吞中國；二不知道毛澤東三面紅旗之下，中國人死者以千萬計；三不知道鄧小平六四一役，剿民如草。其他塗抹掉的「小事」都不說了。這就是紅史。
而梁振英希望在他任內實現的普選，和紅史一樣，也已變得毫無道理可言。比如說，《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明明寫着行政長官應「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但是，去年十二月，中共清華大學法學院長王振民來港，卻警告香港「慎防患上民主病」；今年一月，梁振英政府中央政策顧問王卓祺更撰文批評「民主興奮劑」。請不要問民主既然惡如病魔，害如毒品，中共當年為什麼同意香港要有「民主程序」選舉。這不是講道理的時代。
同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磊來港，力言「根據世界各國的規定，普選不等於直選」。那邊廂，香港律政司長袁國強卻說：「香港並非國家，普選毋須符合國際標準。」請不要問為什麼他們喜歡就「根據世界各國的規定」，不喜歡就「毋須符合國際標準」。這是共產黨最大的時代。
所以，梁振英任內，普選無論能不能實現，他都一定可以紅史流芳。中共始祖陳獨秀《告少年》一詩有「是非旦暮變，黑白任其情」二語，正可作紅史的注腳。梁振英完全不必像宋太祖那樣，為史官的褒貶煩惱。
古德明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