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文體宣傳部部長郝鐵川近日刊文〈有必要弄清楚「一國兩制」中「一國」的含義〉，批評港人「略去或歪曲『一國』之前提含義而談論高度自治」。在中國憲法中並不存在的「單一制」政治術語，被郝部長硬說成是法律概念。
郝部長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單一制國家」，原來「單一制」就是「百代都行秦政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專制體系，即地方所有權力都來自中央政府從上至下的授予，「單一制」的反民主性昭然若揭。一位香港記者對郝說「你們內地政權都不是民選的，我們無法承認」，郝部長辯稱：記者「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部國家機構其實都是由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產生的」。此話自欺欺人，但揭示出一個真相：內地民眾從下而上選舉各級政府，並不是一個賦權過程，而只是用選舉構造一個徒有其表的國家「空殼」，各級政府的權力其實來自執政黨從上而下地授予，這就是所謂「政黨國家化」過程。
有「中國政經第一刊」之稱的《南風窗》今年第二期刊登了中國新左派領軍人物、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暉的文章〈中國政治新趨勢〉。汪暉觀察到，十年前他提出的「政黨國家化」現象正在加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規劃了幾乎所有的領域，具體和全面的程度不但遠遠超過了（35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的內容，而且也超過了今年國務院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看出，「政黨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個政府的方案」。
三中全會後，又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兩個凌駕在政府之上的超級機構，都由習近平掛帥。汪暉指出：「綜合性的委員會的建立事實上是國家行政權力分工的新模式，但這個國家權力分工的模式是由黨來賦權的」。「黨和國的一體化，使它有了特殊的能量，但同時，由於執政黨本身是一種特殊的國家結構和機制，如果不能以憲法的方式處理黨—國關係，也容易帶來問題。如果執政黨決定一切，而人大、政協沒有一系列針對國黨結構的協商、審議和監督機制，這個結構就會產生新的問題。」
中國新左派被人認為是中共政權的保皇派，耐人尋味的是，汪暉卻對「政黨國家化」提出了上述質疑。政黨國家化的要害就是「執政黨決定一切」，中共可以凌駕在憲法之上，而且沒有其他國家機構和社會力量可以對其實施權力制衡和問責。在民主憲政國家，各政黨通過相互的政策和理念博弈來爭取民意。如果得不到民眾的支持，政黨衰亡並不奇怪。而在內地，黨國一體化，中共可以毫無羞恥地宣稱，亡黨就會亡國，對抗中央就是顛覆國家，從而肆無忌憚地對異己勢力實行打壓。習近平上台一年多，全國抓捕的異議人士已超過胡溫執政十年所抓的人數，政黨國家化的危害空前加劇。
香港能否在「政黨國家化」中獨善其身？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解釋政改諮詢文件時說：「特首要愛國愛港，但不一定要愛中國共產黨」，這種說法如果不是對大陸「政黨國家化」現實的刻意掩飾，就是對所謂國家「憲制」可以脫離黨的控制心存幻想。郝鐵川部長在上述文章中長篇累牘地照抄中國憲法中有關「國家」的論述，以說明香港必須接受「一國」統治，不過是在用法律包裝政治。剝掉「國家」的憲制外衣，其實是要將中共的權力意志強加給香港。
由於不受法律制約，權力意志通過人治即「黑箱作業」的手段來實施，其過程難以觀察，其起因和後果無法準確評估，成為自由民主社會的管治大忌。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在接觸中聯辦有關人士後，突然轉軚，對引用特權法提案投了棄權票；《am730》和《蘋果日報》被中資商業機構集體抽掉廣告；《明報》原總編劉進圖被調職，商台主持人李慧玲遭解僱，傳媒界陷入自我審查、人人自危的氛圍。上述事件中都閃現着公權濫施的陰影。
文明中國被政治中國騎劫，愛國必須愛黨，法治淪為黨治。長此以往，大陸政黨國家化，香港管治大陸化，「一國」噩夢籠罩，「兩制」區隔不過是夢囈而已。
沈舟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