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關於「天人之際」的專論，從醞釀到完稿，先後經歷了十二、三年之久。但其中足足有十年時間，我已將它置於「放棄了的計劃」之列。現在全書即將刊布，我願意將它的緣起、擱置，以至重生的過程交代出來，以為讀者理解之一助。在這篇跋文中，我想說明兩個相關的問題：第一，我為甚麼會選擇這樣一個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研究論題？第二，為甚麼我最後採取了如文中所表現的特殊論述方式──譯文和自撰文交錯而出？
一九九七年春季日本大江健三郎在普林斯頓大學訪問，東亞學系獲得大學當局的支持，組織了一次規模較大的「普大研討會」（"Princeton University Symposium"），專門講論古代東亞的宗教。在「宗教與想像」（"Religion and Imagination: Global Perspectives"）的總題下，會議分兩天舉行（五月九日至十日）。致開幕辭的是美國諾貝爾文學獎的莫里遜女士（Toni Morrison），最後一場講論則是大江的「文學與宗教想像之間」（"Between Literary and Religious Imagination"），整個研討會的氣氛是很熱烈的。我應邀參加，寫了一篇講辭在會中宣讀。我講的是古代禮樂傳統怎樣通過曲折的變遷，終於引導出軸心突破。早在一九七七年所撰〈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一文中，我已正式提出了這一命題，但當時限於體例，未能充分展開論證。一九九七年的研討會給我提供了一個推陳出新的機緣。所以這篇講辭可以說是這部專論的發端。
我的興趣被激起之後，欲罷不能，於是在課餘之暇斷斷續續擴大原講辭的論旨，於一九九九年寫成了一篇英文長編，題曰"Between Heaven and Man: An Essay on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ind in Classical Antiquity"，大概有三至四萬字左右。當時的計劃是補寫較詳細的注釋之後，以「專題研究」（monograph）的方式單獨刊行。為了集思廣益，我將已完成的本文部份影印了幾十份，分贈友生，希望獲得回應，為最後修訂的參考。但此時我已不知不覺中捲入朱熹的研究，原來的注釋和修訂計劃便擱置了下來。後來只有兩件事值得一提：第一是友人Mary Evelyn Tucker教授知道我有這篇英文論稿，堅邀我寫一篇概要加入她正在主編的一部有關古代儒學的論集中，這便是"Between The Heavenly and The Human"，收在Confucian Spirituality, Vol. One中（edited by Tu Weiming and Mary Evelyn Tucker, New York: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2003）。第二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決定在二○○○年推出「軸心突破」專號，編者提議將本文第二節〈軸心突破與禮樂傳統〉譯成中文，作為該期的一部份。我接受了此議並寫了一篇〈前言〉，刊於《二十一世紀》二○○○年四月號。除此之外，全稿的其餘部份則一直處於塵封狀態。
三年前陳弱水先生主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轉型》（現改題為《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約我參加一份。他早就讀過我的贈稿，認為恰好符合他的構想，因此希望我另寫一篇濃縮的中文本，作為書中的一章。我當時一諾無辭，但沒有想到我的健康忽然不肯合作，竟無法如期交卷。弱水體諒我的困難，提議將英文稿第一、第三、第四、第五各節譯成中文，加上已刊布的第二節，合為一文，再由我添寫一節簡短的結束語，以了結這一重公案。這樣的安排事實上已將我的工作負擔減到無可再少的境地，我當即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弱水的新建議。
譯稿不但兼信與達之長，而且將所引經典文本一一還原，超出了我的最高期待。但是通讀全稿之後，我發現我的工作負擔之重竟遠超乎最初估計之上。首先是全文的注釋問題。譯者根據原稿的注腳號碼，要求我補出所參考過的第二手資料。十幾年前撰寫初稿時，我曾將這些資料，特別是現代學人的研究成果，一一記在眉端，以備他日注釋之用。但由於時間太久了，原稿竟遍尋不獲，使我十分沮喪。如果不是承諾在先，不容半途而廢，我大概只好放棄整個計劃了。何況注釋並不僅僅是恢復舊注，更重要的是增添新注以盡量吸收最近十幾年來與本文多方面密切相關的新創獲。僅此一項的工作量便已使我有不勝負荷之感，而更出意外的則是全稿的修訂和增補最後竟迫使我對於先秦原始典籍（包括新發現的簡帛在內）重作了一次全面而系統的研究。
修訂的必要起於中西論證方式的歧異。我的原稿是英文，以西方讀者為對象，自然採用了西方的論證方式。這次通讀中譯本，我感覺有些地方在中文裏應該換一種說法，而另一些地方則似乎應多引經典原文以增強說服力。這當然是因為中國原有的論證方式與西方不同。中、西在這一方面的差異是很複雜的，但不妨作一高度概括性的區分：中國的「考證」傳統源遠流長，一般而言，重「證」（evidence）更甚於「論」（argument）；西方則自始即發展了論辯之術（rhetoric），因而特別重視「論」的說服功能（persuasion）。所以我的修訂大致是在「論」的部份力求緊湊或「重新述說」（reformulation）；在「證」的部份則盡量引用原文。修訂最初是局部的，但一旦開始便逐漸擴大範圍，最後竟從修訂一躍而增寫新篇。〈「天人合一」的歷史演變〉和〈結局：內向超越〉兩篇長文都是這次新寫的；我以原稿中未能充分展開討論的一些重要論題為核心，遍考先秦文本，作了比較透徹的發揮。我希望這些修訂和增補可以加強我的論證在中文語境中的說服力。
但是全部修訂和擴大的工作完成之後，我立即遇到了一個新的難題：譯文全稿不過四萬字左右，而新寫的部份竟超過六萬言，已非一篇論文的空間所能容納。經過和弱水的往復商討，我們決定讓全稿以專題研究（monograph）的方式單獨刊行，然後由我另寫一篇綜合性的提綱，將第二度研究的新收穫融入其中，作為全文的總結。第六節〈從天人合一到內向超越〉便是這一決定的產品。不過這裏不妨補說一句，這一節雖建立在專書最後兩章的基礎上面，但重點和呈現方式卻略有不同，所以繁簡二本仍有可以互相參照之處。
最後，我必須向兩位譯者，傅揚先生和毛元亨先生，致最誠摯的感謝：如果沒有他們所提供的出色當行的譯稿，這部久已「放棄了的計劃」大概便不會有浴火重生的機會了。
本書原稿經過修改和增補之後，只要再加上一篇〈自序〉便可以付印了。但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自序〉竟演變成一篇長達四萬字的〈代序〉，而本書的出版也隨着一再延遲了下來。我覺得應該對這一點作一交代。
〈代序〉寫得這樣長並不是由於下筆不能自已，以致氾濫成災。恰恰相反，這是經過一再考慮而發展出來的；關鍵則在我向《思想史》編輯部作了承諾，〈自序〉寫成後，先在這部新學報的創刊號上發表。
我的最初構想是在〈自序〉中說明這部專著的中心論旨、基本預設、研究取向、歷史意義等等。由於〈自序〉是專為本書的讀者而寫，在涉及本書的內涵時，我便可以盡量節省筆墨，略道其相關之點而止。但在即將動筆之際，我才發覺這一構想必須作重大修改。為甚麼呢？因為〈自序〉既然先在學報中作為一篇獨立的研究論文出現，它必須首尾完具，意義自足。學報讀者並沒有機會閱讀本書，如果〈自序〉按照最初構想寫出，他們必多摸不清頭腦的地方。這就是說，作為學報論文，〈自序〉必須將本書研究所得扼要地揭示出來，使讀者可以對全文涵義一覽無遺。
很自然的，我首先想到的方案是在序中添寫一節本書的提要，為學報讀者提供理解的背景。但是經過一思、再思之後，我終於否定了這一方案。這裏有兩重理由：第一，本書內容相當複雜，具有深度的提要寫起來不但費力，而且也很費筆墨。但提要畢竟不是原創性的研究，不宜在學報論文中佔去太多的篇幅。第二，提要對於本書讀者而言，則完全是多餘的，放在〈自序〉中，叠床架屋，更不足取。
如此反覆斟酌，最後我決定另起爐灶，在本書的大範圍中選一相關題旨，重作有系統的論述；這便是〈中國軸心突破及其歷史進程〉。這樣一來，〈自序〉便讓位於〈代序〉了。
〈代序〉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追溯了本書中心論旨的長期醞釀過程，也闡明了我為甚麼引用「軸心突破」的概念來解釋先秦各派思想的起源。下篇超過三萬字，是一篇獨立論文，旨在通過歷史流程來觀測中國的軸心突破是怎樣逐步展開的。這一歷史向度自始即在本書的整體構想之中，但因正文所處理的問題甚多，以致未能對此進行有系統的論述。現在〈代序〉恰好提供了適當的機緣，使我可以將這一薄弱的環節充實起來。因此〈代序〉下篇所涉及的論題和史料都有超出正文範圍以外的地方，這是應該特別說明的。
《思想史》主編陳正國先生以無比的耐心容忍這篇〈代序〉在撰寫過程中不斷發展。他不但從未露出絲毫催促的意思，而且還不時有提示和建議，使我可以更從容地對全文進行思考。直到現在，我才知道這篇〈代序〉竟使《思想史》創刊號錯過了一個關係重大的出版期限。對於陳先生，我的愧疚更深於感激。
〈代序〉上、下篇分別由黃庭碩（臺大歷史所研究生）和尤智威（政大歷史所研究生）兩位先生輸入電腦。〈代序〉在匆促中持續寫成，不能字字清晰，兼之稿中多涉古今典籍及專門名詞，益增辨識上的困難，但黃、尤兩君每次收到手稿，都能在最短時間內趕出清樣，學力與勤奮同樣使我感佩。我必須在此表達由衷的謝意。
二○一三年七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