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譯本眾多的文學名著而言，一早下手的譯者固然有篳路藍縷的辛苦，卻也有先入為主的優勢，因為多情的讀者往往具有「女子重前夫」的傳統美德，可能會以「約定俗成」為由，對陌生的新譯產生抗拒心理。然而，繙譯與創作畢竟不同，譯者的責任首先是忠實於作者的意圖，其次才是盡力為讀者提供便利。「信」之不存，「達、雅」焉附？
上中學的時候，我讀過幾篇福爾摩斯故事，因為喜歡，後來便把《福爾摩斯全集》的原著從頭到尾讀了兩遍。動手迻譯的時候，我的依據雖然是四個英文版本，腦子裏卻不能不浮現少時就記得的「歇洛克˙福爾摩斯」和「血字的研究」等等中文譯名。這樣一來，我不得不小心判斷，哪些是可以蕭規曹隨的「約定俗成」，哪些是難以苟同的不妥譯法，試各舉一例言之。
先來看「歇洛克˙福爾摩斯」，這個譯名的英文原文是"Sherlock Holmes"。關於柯南˙道爾爵士選用"Sherlock"這個名字的來由和用意，我看到了多種莫衷一是的說法，結論則是這個名字沒有確鑿的指向性，音譯即可。既然是音譯，鑑於前人所用譯名「歇洛克」深入人心，與"Sherlock"在發音上也已足夠接近，我便選擇一仍其舊，未作更改。後來我看到了其他的一些譯本，還有新版的英劇，卻發現譯者把這個名字改譯成了「夏洛克」。以我愚見，如此改動似無必要，因為「夏」的發音並不比「歇」更接近於"Sher"（這個意見，說粵語的讀者想必倍加贊成）。再者說，中文音譯當中的「夏」對應的英文通常不是"Sher"，而是"Char"，例子可見《簡愛》的作者、英國女作家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以及風靡一時的兒童文學作品《夏洛特的網》（Charlotte's Web）。此外，喜劇大師卓別林的舞台生涯從飾演福爾摩斯的小聽差比利開始，他後來塑造了一個膾炙人口的流浪漢形象，這個流浪漢的名字是「夏洛特」（Charlot），「夏」這個音譯對應的也是"Char"。說不定，看到「夏洛克」這個譯名，讀者會以為福爾摩斯名字的英文是"Charlock"哩。
"Holmes"這個姓氏，很可能是借自柯南˙道爾爵士景仰的美國著名作家Oliver Wendell Holmes, Sr.（1809─1894）。《福爾摩斯全集》第二卷的《紅髮俱樂部》（The Red-Headed League, 1891）一篇，故事靈感便是來自Oliver Wendell Holmes, Sr.的著作《早餐桌上的獨裁者》（The Autocrat of the Breakfast-Table, 1858）。此人的姓名通常譯作「老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而他的兒子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1841─1935）曾長期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美國司法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中文世界聲名更著。如此看來，"Holmes"似以改譯為「霍姆斯」為佳。然而，「福爾摩斯」這個譯名從民國沿襲至今，在中文世界的知名度畢竟遠遠大過那位美國作家和他的法學家兒子，何況「福爾摩斯」與"Holmes"的發音差距並不離譜，有鑑於此，我的選擇還是一仍其舊。這一來，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梓行的拙譯仍然名為《福爾摩斯全集》，書中的主角也仍然名為「歇洛克˙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全集》當中的第一篇故事題為'A Study in Scarlet'，流傳較廣的前人所用譯名是「血字的研究」，我使用的譯名則是「暗紅習作」。之所以如此迻譯，是因為故事當中，福爾摩斯曾明確解釋本篇得名緣由：「……咱們就叫它'A Study in Scarlet'，怎麼樣？用那麼一點兒藝術詞藻，我看也無傷大雅。生活的亂麻蒼白平淡，兇案卻像一縷貫串其中的暗紅絲線（這裏的「暗紅」原文也是"scarlet"），咱們的任務就是找到這縷絲線，將它孤立出來，讓它纖毫畢現地暴露人前……「由此可知，這裏的"A Study in Scarlet"是借用藝術術語，其中的"scarlet"指的是兇案的色彩，代指兇案，既不是指「血字」，也不是指民國譯本所說的「血書」。而"A Study in"加顏色名稱是美術作品的常見命名方法，通常可譯為「XX色習作」。因此，"A Study in Scarlet"譯為「暗紅習作」才貼近作者原意（結合上下文，「暗紅」已寓「血色」之意，以作者當時風習而論，毋須譯得更加直露）。篇名的譯法容有變通，但作者既已借主角之口說明篇名來由，隨意變通便有些不合情理。以我的感覺，維多利亞時代的世風比今日含蓄優雅，文藝氣氛也比今日濃厚，《福爾摩斯全集》一共包括六十篇小說，作者從未因罪案題材而刻意選擇血淋淋的篇名或書名，反而一再在故事中申說反對渲染暴力的創作主張。除此而外，"A Study in Scarlet"是柯南˙道爾爵士創作的第一篇福爾摩斯小說，亦暗合「習作」之意。從故事發生時間來說，這不是福爾摩斯偵辦的第一個案子，但從柯南˙道爾爵士寫作此篇的經過來看，當時他並沒有想到以後還會寫那麼多福爾摩斯故事，既是如此，這也可以說是福爾摩斯的「習作」。綜合種種理由，儘管「血字的研究」是我少年記憶的一部份，我還是認為，這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約定俗成」。
說到「約定俗成」，我想起了以前譯過的《流螢集》（Fireflies）。泰戈爾是我非常喜歡的一位詩人，他這部詩集當中有一首深得我心的小詩，原文是：
I leave no trace of wings in the air,
but I am glad I have had my flight.
拙譯如下：
我不曾在天空
留下羽翼的痕跡，
卻為曾經的飛翔歡喜。
這首詩有一個十分流行的譯本，未暇考證出於何人之手。這個譯本之所以達到了幾近家喻戶曉的地步，似乎是因為三毛女士的讚賞和引用，譯文如下：
天空中沒有翅膀的痕跡，而我已飛過。
據上海的東方網報道，就在去年，這個譯本作為「泰戈爾的名句」刻上了一位女作家的墓碑，可見其「約定俗成」的程度。然而，這個譯本似乎與泰戈爾的原文頗有出入，句意也略嫌張狂，缺少泰翁那種雍容優雅的氣象（我見到的另一個譯本是：「我沒有在空中留下翅膀的蹤跡，/但我已做了飛翔，/心裏是高興的。」這個譯本雖然味道寡淡，卻比「而我已飛過」忠實）。在我看來，「而我已飛過」譯本也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約定俗成」。說它是句「名言」也許可以，但要說它是「泰戈爾的名句」，泰翁不一定領這份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