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王卓祺教授近日撰文〈香港管治問題，用民主興奮劑有用嗎？〉，以回應陳健民先生早前發表的有關普選能增加政府的認受性而有利於提升管治能力的觀點。
王教授認為，選票民主與政治認受性和管治能力並不相關，他以美國民調機構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為例：2011年，有87%中國受訪者滿意國家的發展方向；而Pew在美國研究同樣問題，2011年滿意度只有17％至32%，跨國比較中國民眾支持政府遠遠高於美國。而管治概念的中心思想是「相信政府的認受性而使之有能力落實決策」，關鍵是相信（belief）兩字，「即是說，管治關鍵是民眾的評估（民意）」。
說到「相信」中共政權的民意，大陸民眾記憶猶新。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農村後，當地掀起了「共產主義試點」，《人民日報》隨即發表文章，宣稱徐水農村要達到「山藥畝產120萬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民眾都「相信」了官媒的報道；文化大革命，響應中央的號召「鬥私批修」、「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家互相揭發、批判、殘殺，為的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避免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民眾也「相信」了政府的宣傳。史無前例的經濟和政治折騰，中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民眾仍然「相信」政府，是否意味着當時中共的認受性無可置疑？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劉瑜在其〈民意與偽民意〉一文中，就上述情形評述到：「在一個多元意見、選擇自由不可能的環境裏，民意只能被認作偽民意」。其實，陳健民先生也表達出了同樣的、但被王卓祺教授忽略了的觀點：政府有沒有認受性，「只有當地的被統治者（在思想自由的情況下）才有權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思想不自由，民眾對政府的回應就不真實。猶如劉瑜所說，「沒有自由討論基礎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風的樹，長歪了毫不奇怪。」
民意佳故易管治，在專制社會，這個結論背後的真實邏輯卻是「強管治故民意佳」。如今，對內地意識形態的嚴厲控制，仍然是中共引導輿論、製造民意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覆蓋全國的央視不時推出諸如「你幸福嗎」、「心目中的小康生活」這樣的煽情節目，精心篩選後以街頭「隨機調查」的名義發佈，渲染出一片盛世太平景象；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封鎖負面信息，打壓異己聲音。最近，「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揭露出包含胡錦濤、溫家寶、李鵬在內的中國某些權勢者、頂尖富豪、全國人大委員、國企領導以及部隊軍官利用海外離岸金融中心，轉移巨額資產高達四萬億美元。類似這樣的消息如果不被中共強行屏蔽，必然引發內地民意的軒然大波，政府的認受性一定會大打折扣。
流亡海外的經濟學家、《零八憲章》簽署者之一的何清漣女士曾經撰寫過一部著作《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傳媒策略大揭秘》，是目前唯一一本專門研究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專著。她在各地大學演講以及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指出，《紐約時報》和《人民日報》分別是美中兩國的權威媒體，讀過兩份報紙後，人們會得出與事實相去甚遠的結論：美國社會百弊叢生，治安狀況不佳，公民經常抱怨政府，總統更是不得人心；而中國有如人間天堂，政府勤政愛民，失業率低下，人民對政府感激涕零，對國家領導人更是由衷熱愛。這就是公共傳媒和宣傳機器的區別，前者的社會功能是揭短，後者的政府使命是護短。
王卓祺教授的結論是：「沒有得選（中國），或部份有得選（香港立法會）亦不一定與管治成績有甚麼關係──選舉元素缺乏或弱化與管治能力無關」，因為「科學的民意調查是最可靠的管治指標」。
王教授的錯誤在於將內地沒有自由選擇的民意看成是「科學的調查」，又將香港的政治生態與內地混為一談，乃錯上加錯。正像陳健民先生指出的那樣：「香港無論是在市場經濟、憲政傳統、公民社會、公務員體制都比起許多西方民主國家當年實行普選時為佳……為甚麼我們偏要把自己想像成菲律賓或埃及？」
香港不是埃及，也與中國大陸有異。除非王教授認為有必要控制本港傳媒，使「霧鎖香港」成為可能，恐怕高達87%的民眾滿意度很難在香港出現。換個角度看，假若在北韓向民衆公開調查金氏政權的認受性，其滿意度有可能是100%，王教授，您相信這是可靠的民意嗎？
沈舟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