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之前中央高官、港府和左派媒體反覆宣稱「香港所有政治權力都來自中央授予」，普選也不會改變這樣的權力格局之言論，《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王振民日前的演講內容終於為「主權在民」正了名。同時身為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的王承認，「普選意味政治權力的再分配」意味着「權力從少數精英向普羅大眾轉移，更多人將參與政治過程」。
但是，王振民認為精英政治在香港不可或缺，現有政界、商界、專業界精英組成的提名委員會在普選時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如果完全與大眾分享權力，會導致「福利主義」的氾濫，重蹈希臘等歐洲國家因為在普選制度下「財富轉移太多」而破產的覆轍，所以，「另起爐灶」搞「公民提名」，後果「非常可怕」。
「精英政治」有兩層含義，一是精英執政，二是執政為精英。王振民提到的「三界」精英，恰恰包括了回歸以來歷任特首的身份：商界董建華、政界曾蔭權和專業界梁振英。回歸十六年來「精英」治港的政績多為人詬病，從當年董建華的八萬五公屋計劃，到如今梁振英壓制樓價的辣招，以及今年施政報告中因為扶貧開支而導致政府恒常性開支大增，其功過得失可以各持己見，但至少證明「精英政治」並不必然會阻止福利主義的發生。
王振民說「福利主義」導致希臘等國破產。其實觸發歐債危機的是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與華爾街銀行家們的貪婪不無關係。當初美國政府基於「保護弱勢群體」的福利主義理念，主張放鬆對窮人的房屋貸款，而後又疏於監管，任由華爾街的精英們發揮市場創意，通過金融槓桿將次貸層層「包裝」成優質證券，導致泡沫發生，多米諾骨牌終於倒下，禍及全球。由此看出，商界精英在唯利是圖的指引下，也會成為惡性福利主義的推波助瀾者。
很顯然，實施精英政治還是大眾政治，與普選中的提名方式並無固定聯繫。「幫港之聲」發言人周融在1月13日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指摘「公民提名」，認為在香港只有金主和財團支持的大政黨，才有實力「玩公民提名這個遊戲」，指公民提名的結局其實是金主決定，但假手公民提名。換言之，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也完全可能選出推行精英政治的特首，王振民以大眾政治、福利主義的帽子打壓「公民提名」，是杞人憂天，還是另有所謀？
在內地網絡上有「民主女神」之稱的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劉瑜寫過一篇文章〈選誰都差不多〉，講述了她在美國觀察地方大選的感受。她覺得「在美國現行政治體制下，其實選誰都差不多」，由於社會對一些重大原則，如控制大公司壟斷、維護言論自由，保障基本人權等大是大非問題已達成基本共識，所以很多互相爭論的選舉議題，例如該不該給非法移民發駕照、要不要支持幹細胞實驗、同性戀者能否結婚等，就顯得有些「雞毛蒜皮化」。
劉瑜認為，美國選舉中的民眾投票率低，「對於某些人來講，恰恰說明他們對政治體制的信任」。政客輪換如走馬燈一樣頻繁，精英或者草民，老百姓「選誰都差不多」，並不影響基本政制的如常運行。
未來的香港普選，中央卻認為「選誰將大不一樣」，而要把「不愛國愛港、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特首」這個世界普選史上罕見的前提強加給港人，《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同時意識到普選「不可能排除符合法定資格的人參選」，因此稱這是香港普選的「主要難題」，令港府有難言之隱，要將如此「政治顧慮」偷換成「法律言說」蒙混過關，而遭到包括大律師公會在內的廣大港人質疑。
如今，擔心一黨專制失控於香港普選的「政治顧慮」，又通過王振民之口，有了一張「經濟言說」的新面具。如果精英政治主張市場自由、強調做蛋糕的資本主義競爭，而大眾政治主張政府干預，強調分蛋糕的福利主義調節，一右一左的觀點博弈，其實是政治市場的常態。
普選是民主政治的起點，它只能解決政府權力來源的認受性，但不能保證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普選將提供一個平等的起跑線，讓上述兩種主張參與公平的競爭。但如果中央視工商利益集團為自己的保皇黨而要通過提委會的篩選，將某位候選人放在先人一步的起跑位置，那麼廣大港人完全有理由掀開「精英政治」的遮羞布，向中央說「不」。
沈舟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