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小有名氣的網上書店布衣書局近來嘗試和出版社合作，訂製少量特裝本書籍，前幾天有幸在那裏買到周有光先生《我的人生故事》。這書從周有光先生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作品中，選出66篇，不衫不履，不疾不徐地聽周老講述一個世紀的山程水驛。書局特別約請設計者將平裝本改為布面精裝本，封面加燙周有光先生簽名。另加護封。並請周家幫忙，在書名頁處鈐蓋周有光先生印信。
這本書我最喜歡的篇章還是聽周先生漂泊西南天地間的回憶，這篇〈從上海到四川〉真是字字驚心卻又舉重若輕，不過他的重心卻不只是慨嘆離亂，在那個似乎糟透了的年代裏，他所看重的卻是一種精神：「應該說當時抗日精神好得不得了。打仗那麼不順利，可是沒有一個人失望，每一個人都覺得將來是有希望的，這個精神了不起。……在重慶時，需要看什麼書，還是有辦法。今天回想起來，重慶在打仗時精神狀態非常好。打仗時那麼鎮定，不容易，現在的報道稍為講一點真話。」
這段話說得真好，那樣的艱難歲月若是沒有這樣的精神頭兒，哪裏能支撐過來，突然覺得這層意思很眼熟，貌似在哪裏見過。對，就是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何先生是西南聯大的畢業生，是具有西方視野的史學家，晚年突然童心大盛，和年輕人聊天，索性聊出了一本《上學記》和《上班記》，不過後者大約忌諱多多，至今沒有發表。且說這部《上學記》吧。
2006年初版的《上學記》到2013年1月已累計印刷15次，且製作了布面精裝，配一小張豐子愷先生的上課漫畫作封面，貼切而韻味十足，全心地追懷西南聯大的自由風氣，他也談到了抗戰中物質匱乏背後的幸福感：「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關不一定是什麼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這兩個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總覺得幸福並不遙遠，是可望而又可即的。」
周先生那時正是國家機關的公務員，他說的有希望是從政府角度來體察；何先生其時尚是大學生，透過自己歷史學的訓練而直觀地捕捉到來自民間的精氣神。都是可歌可誦的品質。兩部書都把關注重心放在這樣一種精神意志上，而且堅定地相信正是靠這種意志才讓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由漫漫近代影射到現代的曙光。這樣的文字也正是可貴的史料。
然而，今天再看，這樣的面目還有麼？失去了滋養花木的土壤而再想獲得嫩葉新枝，恐怕是緣木求魚，水月鏡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