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黨政客試圖在奧巴馬醫改開局不利後，彌補失去的政治基礎。國會議員候選人開始為十一月的中期選舉，在提高全國最低工資這一議題上努力。
提高最低工資無疑會減少就業機會，並且拖慢經濟增長速度。更糟的是，政府設定工資標準的行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道理很簡單，讓政客一邊扮演慈善家一邊又強迫他人支付更高薪水，本身就不公平。
現在大部份的爭論，集中於提高最低工資是否可行和它對就業和物價水準的影響。答案很清楚：更高的人工成本會由客戶、員工和投資者不同程度地承擔。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lton Friedman指出，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強制提高人工成本（政府選擇任何最低標準都是毫無依據的），將抬高商品的價格，降低投資者的回報，並削減就業率。
消費者會減少消費或轉投其他賣家，投資者也將轉向其他行業或企業尋找投資機會。而這兩種情況都會損害聘請了最弱勢工人的企業的利益。因為任何裁員都將對教育、經驗和技能程度低的員工（他們通常是年輕人或少數群體）影響最大。強制漲工資，不僅會降低整體就業率，而且會將工作機會從低技術工人轉向高技能工人（他們更加高產從而能保證獲得更高薪水）。
事實上，設定最低工資其實是對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的稅收。政府通過這種方式懲罰僱用低技術工人的企業。美國凱托研究所的Mark Wilson這樣解釋：「過去70年經濟理論和實證研究的主要發現是，最低工資的增加往往會減少就業機會。」這其實是意料之中的事。只要企業不是慈善機構，它們就不應為更少的技能支付更多的錢。
毫無疑問，最低工資的微幅增長對就業的影響（特別是當工資水準一直在上升）將是溫和的。這也解釋了為何最近的經濟研究觀察到就業率的微幅減少。這也正是奧巴馬總統在其2006年出版的《The Audacity of Hope》一書中所建議的：「這可能是事實，正如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任何大幅度地提高最低工資將使減少僱主的僱用意願。」因此，奧巴馬敦促小幅度地增加最低工資標準。但困境是，最低工資增幅越小，那麼這項政策任何潛在的益處也越小。
相反，那些主張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不會對僱主行為有影響的人，沒有勇氣去證明他們的信念。如果政府增加工資標準而沒有任何後果，為甚麼這一標準止於一小時10或15美元？為甚麼不升至100或150美元，甚至更高？這樣的話，每個人都會變得富有！良好的意願是不夠的。在Paul Krugman從經濟學家變成自由派權威之前，他駁斥了 「不像汽油、公寓這些商品，勞動力的價格可以基於正義（而非供給和需求）的考慮而設定，且沒有副作用」的說法是一種幻覺。還有個更基本的問題。最低工資標準的設定其實是試圖將同情心變成強制性：我相信（對於別人來說）追求更高利潤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所以我強迫你提供這筆錢，讓我覺得符合道德的同時堅持讓你支付賬單。
最低工資的倡導者經常試圖佔領道德制高點。美國總統的顧問Dan Pfeiffer將最低工資標準的小幅增長為「公平的價值問題」，布魯金斯研究所的Gary Burtless將之視為「為公平而作的好事」。而真正的公平，應該是人們用自己的錢支持自己的主張。如果僱用低技能和教育程度員工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能夠支付高於市場標準的工資，當然很好；但大部份企業不能。如果「我們」，任何國家的公民，相信普通民眾應該獲得更多報酬，那麼「我們」，作為那個國家（而非某些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公民，應該通過公共福利項目來支付這些高於市場標準的工資。
儘管許多最低工資的倡導者無疑是真誠的信徒，然而對於政治而言，規則是最重要的。讓他人買單，總是很簡單。美國政府為工作的低收入人士提供稅收抵免政策。這樣有工作的低收入人士就能夠賺取更多，而毋須懲罰他們的僱主。這是比最低工資更好的策略。
最低工資是拙劣的經濟政策，更是不道德的。那些想要幫助窮人的人，應該由個人出手做些事情來幫助他們；而非站在道德高地脅迫政府強制企業支付更多的薪水。襲擊別人的錢包不能算作有同情心。
本報節譯
Doug Bandow
美國凱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前總統列根特別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