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客，秘訣是高調地慷他人之慨。每年財政預算案，少不免又會有政治動物跑出來要求派錢。經濟好的日子，他們會叫派錢做「增長紅利」；經濟差的時候，就叫做「紓困措施」。以往政客的角度，由不用也沒有可能執政的議會藝人去擔當，如今卻是由實權在握的行政長官帶頭叫口號。
「香港政府咁多錢，幾時先派得晒？」儲備多少是一件事，要多少時間才能夠花光儲備，是另一回事。起幾十家瑪麗醫院，花不了多少，每年出糧給醫生的那筆錢，以及他們的福利和退休金，卻要清楚計算，這是作為管治者最基本的道德責任。否則，像底特律市政府般因為負擔不起退休金而要債務重組，那絕對不是負責政府的行為。
話說回頭，香港就算忽然多了幾十家瑪麗醫院，也沒有足夠的醫生。
這個城市的矛盾，說到底總是在封閉與開放之間。有些因素被封了頂，尋常百姓卻見不到；有些卻沒有限制，但影響到尋常百姓的生活。年前雙非孕婦搶床位和非本地學生爭學位，追源溯本，是因為封閉主義令醫生和教師的供應變相有了上限。市民的憤怒可以理解，但政府的回應卻不可理喻。要是外地醫護人員可以在香港服務非香港人，說不定可以解決當年的產房床位短缺。假如教育不是被政府一條龍計劃經濟式管理，肯定老早有人見到商機，大開私校。這些方案都不用花費特區政府一分一毫。可惜這個社會慣了依賴政府，官僚也樂得被依賴，結果就是建制越來越膨脹。建制膨脹，對庫房的壓力是漸漸增加；初時大家都不覺得有任何威脅，但長遠對社會的傷害卻是內傷。
另一種公共財政壓力，來自突發的衝擊。原則上，特區政府經常掛在口邊，說龐大的儲備是要來防患未然。
說到底，衝擊來襲時香港最軟弱，捍衞一國兩制的獨特性，最後一條防線，就是這筆錢。
利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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