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前自由黨領導在所屬地區四出活動，除了懸掛街牌大派傳單，更瞓身寫揮春送禮物，其積極程度與其他地區政黨無異，一洗富貴黨高高在上的習氣。
掛出的街牌中，有兩款值得一提，一是「思考我獨立，CY我監察」，另一款則是「中產要前景，商界要發展」。在此之前，主席田北俊接受訪問，幾已明言與特首各走各路，被人定性為建制派內的嚴重分裂。
有人把田北俊的「敢言」歸咎於廿三條立法的背叛董建華，致令田氏與自由黨從此不獲中央青睞，但以政治的千變萬化，只要田氏及其政黨仍有利用價值，不論特區政府或北京都不會輕言決裂，除非彼此的路線出現嚴重分歧。梁振英上場後，這個出現嚴重分歧的可能似有證實及擴大趨勢，田北俊「越看越不對路」，因而部署一連串的自保行為，亦屬人之常情。
過去在內地有重大投資的富豪財團必須對中央及西環「言聽計從」，因為利之所在，大家不得不遵守這個潛規則；但今天即使只在本地有重大投資的富豪財團也得聽命於特首及西環，則似乎非田北俊等代表人物所能接受。
十七年來，中央政府自認為一直信守承諾，不但確保香港的資本制度不變，甚至連各大財團沿襲港英政府的利益及權力範圍與均勢亦維持不變，沒有引入或扶植新勢力的興起，更不曾鼓勵任何形式的惡性競爭與更替。香港固有的「既得利益者」，在回歸後的日子裏，隨着中國的進一步開放，及對香港的諸多眷顧，不斷在香港賺大錢，是五十年不變承諾下的最大受益人。
可惜這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中國投鼠忌器，對英國撤退前留下的權力分佈部署不動分毫，包括公務員在內。一方面可以向全世界證明中方的守信與資本主義共生的可能，另一方面亦確保與香港的既有勢力馬上建立關係，令他們有足夠信心毋須作兩手準備。這個如意算盤一旦打響，由港撤退的英資如怡和置地等除了暗中痛悔，更可能會改弦易轍，重投香港甚至中國的懷抱。出於上述的種種考慮，中央因此一直堅守「一國兩制」，絕少插手香港事務，直至證明香港部份的財團富豪並不領情或過猶不及為止。
有人認為香港的順利回歸和往後的更快速發展，其實不止對台灣會起示範作用，更大的影響是對全世界證明香港由第一世界的英國管治回歸至第三世界的中國管治，以及由西方資本主義系統回歸至中國共產主義體制的成功示範。香港如果最後能無縫地納入中國，將會是中國和共產主義的最大勝利。不過隨着三位特首的弱勢一屆比一屆為甚，中方這個理想迄今仍只能停留在夢想階段，而且開始覺得寸步難行。
自由黨曾力足與民主黨分庭抗禮，財力及經濟實力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惜回歸以還走勢每下愈況，由內部分歧到公開分裂，可說是自取其敗。如今田北俊痛定思痛，個人奮力在地區直選成功出線，成為關鍵的極小數。雖仍不能在政治上有大作為，但在與特首的關係上卻可重振聲威，實行自求多福我行我素。
「思考我獨立」的定位，絕對切合今天香港的需要及擊中中產的情緒。即使在泛民陣營，意見也難得一致，甚至出現各走極端的情況，比與建制的分歧有過之而無不及。面對這種情況，一般香港人又怎會不嚮往「思考獨立」的政黨和代表人物；但「CY我監察」卻充份反映了田北俊的自大，因為監察「思歪」原是全港市民傳媒政黨的天職及共業，豈能由一人獨佔！
至於「中產」和「商界」也由自由黨一手包攬，也是財大氣粗的另一證明。田少自許「一人變全民」，對特首任何施政「一沉即百踩」，皆因他現在知道「富豪變鬥士」、「財團撐中產」的重要和必須，如果不盡快成功轉型，一旦錯過特首的弱勢時機，個人及政黨的議會能力或會一去不復返。
對自由黨來說，「有錢變有票，有票要走位」是生存及不斷發展的唯一出路；今年更積極落區寫揮春，只是為迎接立法會和特首普選的熱身工夫。其他政黨及政圈人士看在眼裏，當然不會任由自由黨從後趕上，但迄今看來，仍只有自由黨敢在宣傳海報中敢對梁氏直呼其名不留情面，這份自信暫時仍只屬田北俊獨有。
周信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