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諮詢，由各種新聞報道、評論和廣告話語看，將是一場如火如荼的攻防戰。不到2014年底，鹿死誰手，恐怕難說。目前的迹象是，在意見的自由市場裏，百家爭鳴，群魔更是亂舞；百花齊放，野草更是叢生。香港何去何從，真是千萬難。
香港是個自由社會，言論多元是最具體的表徵，從左到右，政治光譜良莠不齊，不用瞠目咂舌，否則一國兩制不過是空談。論民主，特區頂多還在摸索階段，除了小圈子的象徵性選舉，沒有誰曾經體驗一人一票的普選操作。有自由，沒民主，這是香港社會關係緊張的最大原因：除了上街示威，人民沒有參與政治決策的仲裁機會。
自由和民主既是手段，更是目的，兩者不相互牴觸。在法治（rule of law）基礎下，政府運作只在確保任何個人的偏好與生活形態的追求，於合理競爭過程中都有實現的可能，而非偏執一方。從港督到特首，香港出現精英統治的局面，並非是摸石子過河的實用問題，而是殖民與特區政府造成「公無渡河」的結構難題；「公竟渡河」，自然是悲劇，也徒然讓別有企圖的人振振有詞，以集體利益壓制個人意志。
香港既然缺乏普選經驗，各種選舉機制就有了試驗的可能。從官方到民間，由專家到販夫走卒，只要有發言機會和場地，誰都可大放厥詞。一個錯誤的普遍設定是，再差的機制（如篩選）總比沒有選舉好得多，港人不應妄自菲薄，更不該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也就是說，先求有，再求好，其他的不妨從長計議。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詭辯，蓄意淡化背後更大的禍害：國家機器力量的無理擴張。
有關未來政治生活的安排，港人面對的其實是一個公平競爭（候選人自由參選）或集體決定（提名委員會篩選）的抉擇。不管正反，目前提出的選舉模式都是抽象的藍圖，好壞還有待實證。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能「民主」到甚麽程度，不但是一國兩制的終極檢驗，更是民主與集權的分野。政改諮商啟動後，不論個人或組織，許多詮釋社群（communities of interpretation）遂極盡不同途徑，為特定目的搖旗吶喊。
詮釋社群並非一套嚴謹的理論，而是一個描述性的概念。美國學者Edward Said在1981年出版《Covering Islam》，分析政府、學術和商業等專家透過新聞媒體決定一般人如何看世界。他以整章的篇幅，探討詮釋社群怎樣建構伊斯蘭教獨特的形象，並追究源起和影響。「伊斯蘭教」是個制度，換成「普選」制度，他的論點照樣說得過去。
Said認為，沒有人能夠直接與真理或真實接觸，我們生活在人所製造的世界中，無論「伊斯蘭教」或「國家」，都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歷史詮釋，經由人的信仰與行為，這些東西被賦予某種特性或意義（如愛港愛國）。詮釋固然出自個人，更多時候來自別人，尤其是記者和專家，後者便組成無形的詮釋社群，為社會現實和現象圈點加註。
詮釋不是事實，也未必是對事實的二手報道，而是某種框架。詮釋算是一種聲音，在自由社會裏，詮釋社群的出現不可避免，毋寧可取。一旦詮釋社群基於既有要求，特別是意識形態的設計，把概念或操作形塑成專斷的僵化面貌，就是集體胡說了。在集權國家，集體胡說（如黨意即民意）與集體思維（groupthink）是一體兩面，容不下獨立自主的空谷足音。
香港行政長官2017年普選還有三年時間，詮釋社群即使不是傾巢而出，也如過江之鯽，眾聲喧嘩。不幸的是，由中央到地方，從官員到專家，一些詮釋社群已出現集體胡說的焦躁傾向。前《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有關「機構提名」符合法治和「精英政治」等同資本主義的詮釋，或許是集體胡說的典型。
王振民對資本主義和民主普選的理解不但離譜，還大言不慚。資本主義和民主普選都是19世紀自由主義的延伸，根本精髓是，個人在經濟和意見的自由市場裏，可以進退自如（不必他人許可），並公平合理競爭（輸贏後果難料），亦即個人的生活價值與目的不受制於別人目的和價值的約束（如黨員或政治精英優先考慮）。這不是自私或自我膨脹，而是人所以為人的起碼尊嚴。
如果功能組別擁有提名權力，只有被機構接受的人才可參選，候選人的同質性勢必相當高（建制派或非泛民派），普選的結果也就大致可以預測。反正篩選過的人換湯不換藥，事後的選民一人一票無疑失去實質意義，無關民主，更與維護資本主義的運作不相干，倒是保障了既得利益（提名資格與參選條件）。
路標不是馬路，條條道路通羅馬。在特首選舉中，政府的職責在樹立公平競爭與自由選擇的普選方向，而非限制選民走哪條路去投票，甚至如何走路。狗嘴長不出象牙，那些從來不曾經驗自由民主生活為何物的人也一樣，集體胡說除了掩飾了集體無知外，更透露集體霸道的傲慢。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