繙譯文學作品的時候，時常會遇到名物故實方面的疑難。若要準確傳達作者的意思，讓讀者完整領略原著的好處，譯者就需要竭盡所能地查覈相關事實，免得郢書燕說，雞同鴨講。繙譯《福爾摩斯全集》（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時候，需要考究的名物故實在多有，查證的工作固然辛苦，卻也充滿了發現的樂趣，有些時候，整個過程還有點兒福爾摩斯探案的味道哩。
《福爾摩斯全集》第七卷的第一篇故事是〈顯赫的主顧〉（The Illustrious Client），其中福爾摩斯吩咐華生去學習陶瓷知識，以便引誘愛好收藏的格朗納男爵上鉤。一番苦讀之後，華生宣稱自己記下了「那些偉大藝術家的款識、干支紀年的奧秘、洪武瓷器的標記、永樂瓷器的種種美妙」以及"writings of T'ang Ying"。這裏的"T'ang Ying"是整部全集中唯一的一個有名有姓的中國人，那麼，他／她究竟是誰呢？
"T'ang Ying"這個拼音，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唐寅（以往的譯本的確都把"writings of T'ang Ying"譯成了「唐寅的書法」）。作為中國聲名最著的風流才子，唐寅詩書畫皆佳，就廣義的藝術而言，跟故事情節也沾得上一點邊。然而，不管是依照現在使用的拼音，還是依照清末及民國時期（大概就是柯南．道爾爵士寫書的那個時代）使用的威妥瑪拼音，「寅」的拼法都應該是"Yin"。那麼，是英文出了錯誤嗎？
繙譯《福爾摩斯全集》的時候，我使用了四個英文版本，分別是蘭登書屋、牛津大學出版社和美國Wings Books出版社的紙本，再加上古騰堡計劃的電子版本，四個版本的寫法都是"T'ang Ying"。為了確證，我還在互聯網上搜索了其他一些電子版本，看到的也都是"T'ang Ying"。由此看來，英文出錯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T'ang Ying"這個拼音如果沒有寫錯，對應的就不會是「唐寅」。除了拼音不符之外，唐寅雖然名滿天下，與陶瓷的關聯卻並不明顯。中國陶瓷固然美輪美奐，古代文人卻始終鄙薄工匠之事。再從故事情節來看，華生竭力記下的都是跟陶瓷有關的知識，這裏的"writings"多半是「著述」而非「書法」。涉及歷史事實的時候，柯南．道爾爵士的態度總體說來十分嚴謹（《福爾摩斯全集》的魅力之一便是真實歷史與虛構情節的完美融合），他既然如此行文，必然知曉此人的著作。由此看來，這個"T'ang Ying"應該是一個與陶瓷關聯緊密的人物，並且留下了能為當時英人所知的著作。
大概瀏覽一下中國陶瓷史，我發現生活在雍正乾隆年間的唐英（1682─1756）是一個符合條件的候選人。除了拼音對得上之外，唐英是名頭不小的陶瓷藝術家，曾經擔任景德鎮的督陶官，還曾經奉敕編寫講述製瓷工藝的《陶冶圖》。即便如此，仍然有一個問題，柯南．道爾爵士能夠知道唐英的陶瓷著述嗎？
又經過一番查證，我發現唐英的《陶冶圖》寫於一七四三年，早在一八九九年就有了英文譯本，譯者是英國漢學家及中國陶瓷鑑賞權威卜士禮（Stephen Wootton Bushell, 1844─1908），譯名為"Twenty Illustrations of the Manufacture of Porcelain"。柯南．道爾爵士這篇〈顯赫的主顧〉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時間上沒有牴牾。綜合以上線索，我便確定故事中的"T'ang Ying"是唐英，"writings of T'ang Ying"則是「唐英的著述」。
事有湊巧，譯完《福爾摩斯全集》之後不久，我去國家博物館看一個展覽。展品自倫敦運來，是維多利亞及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收藏的中國瓷器，其中就有幾件帶有唐英的款識。查證"T'ang Ying"的過程當中，我了解到卜士禮曾經受託為維多利亞及阿爾伯特博物館採買中國瓷器，先後為該館購得二百多件藏品。這些瓷器，會不會就是卜士禮當年的淘寶收穫呢？
《福爾摩斯全集》中譯本煌煌一百五十萬言（算上我加的註釋），「唐英」雖然只是兩個字，但卻絕不是無足重輕。忠實反映作者意圖是譯者的首要責任，再怎麼辛苦也不能推辭，更何況，譯書而有新知，不亦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