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傭Erwiana的遭遇，引起了許多不同角度的討論。代表外傭的組織提出，除了希望香港政府取消傭工在僱主家留宿的限制，以及加強監管中介公司。僱主的一方，也將矛頭指向中介。僱主每次聘請外傭要支付八千至一萬元中介費；另外印傭來港前要到培訓中心接受培訓，其間三、四個月的培訓、食宿等費用約一萬多元，在傭工來港後頭六個月，每月歸還，實質餘下的工資只有千多元。
具體究竟應該怎樣去完善制度？原則上，容許僱傭雙方都有更多選擇，可以減少不必要的磨擦。現行制度下，僱主一方只要願意付款，選擇的空間要有多大有多大，虐待傭工的動機，未必完全是出於對傭工的不滿。
正常人有同理心，一般情況下難以對別人做出殘酷的舉動。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Philip Zimbardo在1971年曾經進行過一次非常著名的研究：研究員將對象分兩組，一組扮演監獄警察，另一組扮演囚犯。結果出奇地發現，就算被研究對象理性地明白只是一次實驗，扮演監獄警察的一組行為很快變得暴戾，並作出各種不人道的對待。扮演囚犯的，卻顯得被動及出現抑鬱症狀。本來計劃進行兩星期的觀察研究，最終未滿六天便遭腰斬，以免對參與者造成不可彌補的心理創傷。其後Zimbardo將這次研究觀察和反省寫成《The Lucifer Effect》，解釋正常人怎樣在環境和社群關係影響下，做出可怕的殘酷罪行。
在香港，外傭被標籤，本地人則自視身份地位更高。事實上，外傭來港工作不但沒有選擇空間，限制近乎不合理，強制在傭主家中留宿，更加令到僱傭雙方的權力關係傾側至一方。更大的不公義，源於外傭在港前已經欠下中介的一筆，除了要歸還這一筆款項，理性上的計算，傭工留在香港可以賺到多少，也早已被政府設下的劃一工資封了頂；要「賺到盡」，除了啞忍一切不人道的對待，就是冒險賺點外快，結果令到外傭的身份更見卑微。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中介的出現是因為可以減低當中交易成本，尤其是資訊不對稱帶來的障礙。
外傭不可以透過工資的差異，來反映自己在語言、工作態度和能力的分別，中介公司在這一方面毫無疑問有一定的優勢。可是，單單是語言、工作態度和能力等的資訊不對稱，以今天的資訊科技水平，應該有不少方法解決問題。早前不是有流動電訊商數碼通推出服務，讓在港的外傭透過手機平台接觸潛在的僱主嗎？亞當史密斯說做生意人不是出於同情心卻為素未謀面的人帶來幸福，數碼通其實也只是希望為數十多萬的外傭可以轉用他們的數據服務。
結果，勞工處介入，數碼通為了避免觸犯法例，結果要中止服務。究竟勞工處的監管，是否為了讓僱傭雙方都有更大空間，讓一方找到工作，另一方得到幫忙？我更傾向相信，勞工處作為政治的產物，背後更大的推動力是要討好本地工會。所以，容許我政治不正確地去斷言，外傭難以從張建宗手上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公義。
對外傭最有利，是讓所有人有平等的工作自由，換句話說，就是讓他們有完全選擇工作地點、模式、種類以及議價的自由。可是，本地工會必然反對這種完全沒有限制的輸入外勞，甚至連類似數碼通提供的僱傭配對服務，也要借官僚之手去打壓。工會打正旗號說是為工人，卻令到外傭境況最為苦困。
馬克斯曾經講過：「工人階級是沒有國籍的（The workers has no country）。」諷刺是共產主義的徒子徒孫，變成了工會進入了建制，卻帶頭歧視其他膚色的工人。「我不殺伯仁」希望工會中人明白這句說話的意思。
外傭離鄉別井，除了在異地的生活要面對諸多的歧視和不公義，他們本身的政府也從中刮了一筆。話說外傭中介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輸出外傭的國家政府，在當地有各種限制；懂得門路幫外傭搞出國手續的，自然從中賺一筆，但這些不義之財，又要分予這些國家的各級官僚。
讓所有人無分膚色到香港尋找機會吧！不要誤會，我不支持任何人為了免費午餐來香港，但是可以在香港找到一份工作，能夠自力更生的人，理應是這個城市的一份子。再講，沒有人工作，又那有人提供福利？事實上，世界沒有過盛的勞動力，只有太過多事的政府，扼殺了平民百姓尋求創造價值的機會。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