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香港媒體人柴子文撰文《香港，現代奴隸之都？》，在充滿同情地指出外傭沒有基本人權後，轉而批評起了香港的自由經濟模式造成港人傲慢不肯改變獲利的局面，勢必令香港將繼續發展成低人權的、以奴役人來換取發展的都市：
港人主流民意依然無法接納外傭享有居港權，而潛在的入籍人數被嚴重誇大，客觀上嚴苛的入籍限制條件也被視而不見。其實說到底，擔憂公共資源無法調配，只是最冠冕堂皇的藉口，真正的理由，是香港不願改變低稅低福利的現狀。
熟悉香港政情的人，是絕不會從港人主流民意直接跳入批評香港的政策現狀。這種做法，會讓人以為香港的民意就能決定了政府的政策取向。而事實上，在「有自由無民主」的香港，政府一向只能聽取部份人關於自由的呼籲，而對大多數人要求民主的訴求視而不見。一直以來民意高企的公民提名，政府如今是閉口不談，更不會主動落實為政策。
而關於外傭居港權的爭議，實際上是涉及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而導致各地不同的政策取向問題，目前仍無可能以理想中的人權訴求來解決現實的政治經濟不平衡問題。但作者筆鋒一轉批評起了所謂根源的香港經濟模式，這種指摘實在是偏頗。
香港發生涉嫌嚴重的虐待外傭事件的確令人髮指，關係人權，但這在香港仍不是普遍狀況。而以此來類比美國當年作為制度而存在的奴隸制，則實在是對香港人不太公平。
當然，每一個人的傷痛都是傷痛，所以這樣的人權事件一時激起了港人的極大憤慨。媒體介入，警察出動，人們關注且呼籲着政府作為。虐待的，是香港極少數人；而呼籲的，卻是香港大多數人……筆者絕不想駁斥數據之不具代表性。相反，筆者只是不願意將問題情感性地歸結為香港人的傲慢與無質素，或者粗淺地推向低人權的自由經濟模式了事。
外傭被虐事件之所以能夠一再發生，且演變到如此嚴重的侵害人權事件，根本原因還是外傭作為弱勢群體未能得到所需要的社會及法律保障。
一方面，是法律制度並未對外傭有過多保護，而壟斷性質的中介制度憑着特權對外傭的種種不公也無人干涉，令外傭多年來被迫而低聲下氣。另一方面，則是在面對缺乏保護的市場和有限的工作機會時，外傭們作為弱勢的群體，對於工作環境的要求變得很低，對於工作上的歧視和虐待等傾向於選擇忍氣吞聲，以弱者的姿態承受着壓迫。
這種制度安排的缺陷，不僅僅是自由經濟的問題；柴子文這種輕率的批評甚至忘了外傭之所以能夠獲得一份薪金較高的工作，也是源於自由經濟的可能。而更多的問題是在於，雙方政府的不作為導致外傭的基本人權被忽略，並作為社會小眾而無法發聲，無法為自己爭取同樣的工作權利與保障。
總之，藉此批評香港的經濟模式是轉移問題並擴大問題的做法，並於解決問題無甚幫助。真正應該呼籲的，當下仍然是從人權出發，是首階段要為外傭群體建立特別的人身及工作條件保護網，其次是令外傭也能擁有與港人同等的工作權利及政治權利。
王婷
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