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Joshua Oppenheimer執導，描述一九六五年近五十萬華人死於非命的印尼排華大屠殺（九三○事件）紀錄片《The Act of Killing》獲奧斯卡金像獎提名。提名公佈後，中國傳媒為宣傳民族主義，極盡扭曲之能事，把這套影片講成一套印尼九三○事件屠殺華人的鐵證一樣。
九三○事件屠殺華人的罪行，早有歷史定論。但這套片之所以得到西方社會，甚至印尼各族民眾廣泛重視，並非純粹這套片揭露蘇哈圖為求取得政權，濫殺無辜的罪行這樣簡單。導演邀請了當年有份參與屠殺，殺了超過一千人的右翼民兵組織領袖Anwar Congo和Adi Zulkadry，在鏡頭面前扮演當年被他們殺過那些人。他們在角色扮演過程中，意識到自己當年的罪行是何等滔天。到影片後段，這兩個滿手鮮血的傢伙終於精神崩潰。
印尼政府至今仍然未就一九六五年的罪行道歉，但由於印尼已經成為民主國家，這兩個滿手鮮血的傢伙才不得不鏡頭面前反省他們當年犯了多糟的罪行。在九三○事件發生不久，有一宗更慘絕人寰的血案發生在中國。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紅衞兵所用手段之殘暴，與Anwar Congo和Adi Zulkadry當年所做的有過之而無不及，有部份逃過Anwar Congo和Adi Zulkadry魔掌的華人，以為逃到中國就可以脫身，怎知敵不過一樣無人性的紅衞兵。
由於今天中國仍是一個一黨專政的獨裁國家，筆者相信如果Joshua Oppenheimer前往中國拍攝以文革為題材，手法類似這部紀錄片，中國當局勢必當他是不受歡迎人物，根本拍不了，更不要說有前紅衞兵像Anwar Congo和Adi Zulkadry一樣在鏡頭面前質問自己。
印尼政府今天要就九三○事件道歉，在政治上恐怕有點難度。雖然今天印尼《國籍法》以及各類法律已開始落實各族平等，但由於軍方政治勢力猶存，現任總統尤多約諾也是軍旅出身，要蘇哈圖年代的將領上庭審訊，對印尼初生的民主未必有好處。
但只要印尼有言論自由，像《The Act of Killing》一類電影和書籍在印尼能自由流通，筆者對印尼政府就九三○事件向各族死難者認錯是樂觀的。就像西班牙佛朗哥去世後，左右各派暫時擱置歷史爭議，在言論自由環境下實現民族和解，在民主化實現三十年後通過得各派認可的《歷史記憶法》，向佛朗哥獨裁統治的死難者賠償道歉，以及讓流亡海外的國民回國定居。而《The Act of Killing》可以拍攝，甚至走上國際舞台，反映印尼民主化已經再踏前一步，排華的歷史是有機會不再重演，而全球各地因九三○事件流亡印尼人回流自己的國家只是遲早問題。
印尼人開始勇敢面對他們過去做過的錯事，而中國呢？文革死難者中，不單有中國人，也有前往中國避排華之災但最終避不了紅衞兵一劫的華裔印尼人。中國人何時會認真面對文革的歷史，有自己拍的《The Act of Killing》？
作者是居港華裔印尼人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