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定為2014年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第一，廉潔度則位居第十三名。後者雖然不算差，卻顯示與前者沒有一對一的相關。其實，經濟自由無關貪污與否，比較嚴重的是，經濟自由對言論自由的干預，尤其是廣告企圖將新聞媒體去政治化，對公民權利和政治參與所帶來的無形摧殘。
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供需之間，經濟自由反映的是，兩者不受市場以外力量的無理干擾。過去20年香港作為全球第一自由經濟體，大致當之無愧，不論個人或公司行號，都可在這個自由市場裏就業或創業，勞資各顯神通，各取所需。透過廣告，打工仔盡可擇良木而棲，從一而終；企業老闆大可去蕪存菁，謀長久之計。
表面上看，廣告在香港運作無礙，像其他地方一樣，基本原則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捱。利之所在，總有人前仆後繼，更何況有錢能使鬼推磨。仔細探討，廣告不僅是人事、貨品和服務等資訊流通的媒介，更是政治話語安排的重要渠道（如2013年反佔中「幫港出聲」的系列報紙廣告）。影視大亨邵逸夫去世後，除了新聞報道外，無綫電視與邵氏家族接連在報紙上刊登兩頁全版廣告悼念，還昭告港人，就非一般人所能負擔，或望其項背。
廣告自然是種買賣，只要彼此接受一定的合理價格，又不違背社會規範，誰都可以買到大小媒體空間，如報紙版面或電視時段，推銷產品、技術或某種生活方式。這是公平交易和機會均等的志願商業規則，沒人能夠事先斷定，哪些人會由於市場的非個人因素，從中得到相當好處或壞處。Adam Smith所說的「一隻看不見的手」，不但建立在供求雙方不問背景和立場的條件下，也符合起碼道德。
在自由市場裏，廣告不只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商業行為，更應立足於某種道德基礎。許多人往往忽略，媒體之間競爭越激烈，特別是網路逐漸瓜分傳統媒體的廣告收入，廣告商的影響力便越大，不問內容如何，廣告本身也就成了左右新聞報道的有效工具。簡單說，廣告背後受「一隻有形的手」操控，誰出得起錢，就是衣食父母。
這種「有奶便是娘」的現實邏輯，尤其對財團或大企業管用，甚至賦予生殺大權。比起零星和臨時的小額廣告，它們每年固定的龐大廣告支出，數以億計，因為香港媒體林立，而大餅有限，粥少僧多，無疑是兵家垂涎的財源。畢竟，分一杯羹，總比望梅止渴好得多。問題只在於，廣告多寡的分配或花落誰家，並不操在媒體手中，還得看買家臉色。
在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原則下，一旦媒體與大企業發展出某種唇齒相依的關係，廣告商對報紙、電視和雜誌的生計就佔有討價還價的高地，進可攻，退可守，直接或間接參與媒體興衰的運作過程。《am730》自2013年11月起，被幾家中資銀行和電訊公司陸續抽掉千萬廣告，縱使不是殺雞儆猴，對一家依賴廣告為生的免費報紙而言，釜底抽薪多少總有警告的味道：別吃裏扒外，忘恩負義，也就是英文所說的，Don't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am730》的難題不會是特例，很可能是冰山一角。中資銀行和電訊公司等大型財團或企業都有國家機器在撐腰，同步撤掉廣告，非比尋常。儘管手法不同，中資在2009年後於台灣媒體，特別是旺旺老闆蔡衍明收購的《中國時報》集團，以「置入式行銷」變相購買版面，意圖透過經濟力量支配新聞報道或言論方向。一收一放，動機始終如一。
由《am730》與旺中媒體集團的例子看，不論停刊廣告或大量販售假新聞，主動權當然在買方的中資工商行號。因為中國的政經結構糾纏不清，根本用意也不難玩味。說穿了，不過是中資利用廣告在香港和台灣新聞媒體裏進行「去政治化」（depoliticize）的工程，目的不外是為國家的特定利益服務。
「以廣告去政治化」，是美國傳播學者Robert McChesney在1999年出版的《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中的論點之一。他從美國歷史經驗分析發現，新聞媒體高度商業化（hypercommercialism）的弔詭是，當財團和大企業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中坐大後，為維護政治權勢和商業利益相互掛鈎的既得秩序，反過來以廣告自由壓制新聞與言論自由，尤其是公民權力的運用和政治參與在政治走向中的可能影響，避免對財團產生不利政策。McChesney不是反對民主或自由經濟，而是為媒體商業化後，肥了商人瘦了公民，憂心忡忡。
如果抽掉廣告或「置入式行銷」是個警訊，中資在香港和台灣新聞媒體裏透過廣告「去政治化」的明暗舉動，特別是鏟除任何違反中國意識形態的政治新聞與言論，就不能輕心掉之。在自由經濟中，一旦公民社會沒有公民的角色與聲音，只有嗷嗷待哺的消費者，即使香港有普選，如此民主自由頂多是官商勾結形塑出來的虛假機制，「有商有量」的政改廣告話語豈止是文字遊戲，簡直粉飾太平。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