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2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原北師大女附中），一些「紅衞兵」校友公開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老師和同學道歉。其中最受媒體關注的是宋彬彬，她曾在1966年8月18日於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紅袖章，並蒙賜名「宋要武」。當年8月20日的《光明日報》便借「宋要武」之名，發表《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一文，宣揚「要武」的革命暴力。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的「宋要武」曾被賦予神話色彩，卻因此背負了打死卞仲耘校長的污名，成為文革暴力的符號。被神化和妖魔化的「宋要武」，是歷史對宋彬彬人生荒誕的魔咒。
這次公開道歉中，宋彬彬說當時他們「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不知道公民享有被憲法保護的權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對人權、生命的集體漠視，釀成了卞校長遇難的悲劇」，稱這是她「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其實，這一道歉並非突然，2012年初，宋彬彬就曾發表《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作了詳細的見證、道歉與反思。她寫道，「在尋找真相和反思自我的過程中我最終明白，再繼續沉默，不僅是對歷史不負責任，對自己不負責任」。在她看來，這一暴力事件其實是「長期以來階級鬥爭教育的產物」。文革中，為了跟上革命形勢的發展，同學們爭相表演自己的革命性，而這種革命性便異化為「揪鬥黑幫」的暴力。鬥得越狠，表明階級立場越強，革命性越高；同時階級鬥爭教育也讓一些目睹施暴、心生同情的人們，囿於群體壓力，不敢反對，保持沉默，集體性地漠視人權和生命。
宋彬彬的道歉，是繼去年一波民間文革道歉潮之後，在新一年裏繼續見證和反思文革的契機。公共道歉作為一種見證，引發對真相的質詢，而真相是寬容和解的前提。而作為一種儀式，公共道歉是對受害者創傷的一絲撫慰，也是對道歉者自身靈魂的救贖。雖然道歉無法彌補傷害與罪惡，但至少可以讓人們感受到歷史的疼痛。體會這真實的疼痛，才能避免悲劇重演。當公共道歉成為媒體議題，又可刺激新一輪的公共討論，喚醒更多人的歷史反思意識，亦使文革歷史的釐清有了新的轉機。很多公眾對宋的道德良知與勇氣給予認可；亦有一些人由此引向對國家道歉的追問，認為個體道歉不能代替國家道歉，如果沒有國家正式的道歉，文革罪責就永遠無法了結。
最大的爭議，來自於對道歉是否真誠以及道歉動機的質疑。不少人批評這是一場「沒有兇手的懺悔」，認為宋彬彬通過道歉自我申辯，對罪責輕描淡寫，亦沒有指認兇手。但我認為，「事後諸葛」的指摘很容易，難的是去反思宋彬彬現象，反思個人在集體暴力中的存在境況。宋沒有直接參與暴力，但在那種時代氛圍中，她是革命豪情的鼓動者，也是沉默的殺手，對卞校長的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人們若想給她扔石頭雞蛋，是否先想一想，當年同樣情境下，能否比宋彬彬做得更多更好？現在同樣情境下，能否比宋彬彬的道歉更坦誠更深入？如果不能，請給個人道歉一點寬容的空間，給更多潛在的道歉、見證與反思一些生長的機會。
如果繼續以是非、善惡對立的觀念，假定有一種懺悔或道歉的純粹性，我們仍難以走出文革。文革中無數熱血青年就是為了爭一個「誰更革命」和「誰更忠於毛主席路線」，而鬥得你死我活。一旦覺得自己更具有革命的純粹性，就可以把「不純粹者」標籤為「反革命」施加暴力。「宋彬彬」其實就是文革中的大多數人，他們可能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可能既反對暴力又維繫暴力。他們不敢且無力比他們的時代站得更高，於是釀造了漢娜鄂蘭所謂「平庸的惡」。激情與冷漠，勇敢與懦弱，懺悔與澄清，道歉與自辯之間的張力，這種身在歷史和反思歷史中人的兩難處境，可能恰恰是更深刻理解文革創傷的症候。
追尋真相並不局限在挖出「誰是兇手」這一層面，更要反思文革悲劇產生的原因和後果。創傷如何被療救，罪惡如何被寬恕，公民的權利如何被保障，社會的正義如何被捍衞，亟需求索。當今中國，對文革歷史真相的探求仍受到政經、文化力量的多重阻礙。總是要把文革一頁匆匆翻過去的心態，文革的歷史陰影仍將以各種方式纏繞在三十多年的改革歷程中。只有將歷史教訓化為我們今天政治和公民經驗的一部份，才能更好地面對現在和未來。
孟曉郡
文化研究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