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香港藝術家蔡志厚為他夢想中的「草民音樂營」進行群眾募資（crowdfunding），便不其然想起這玩意的種種吊詭。過去文化界已有過太多群眾募資成功案例。巴黎羅浮宮的Tous mécènes!（人人都是贊助人）計劃是其中表表者。上周這家博物館就宣佈，透過群眾募資集得約1,000萬港元，修復其鎮館之寶薩摩斯雷斯的勝利女神（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這筆款項由6,700人捐出，平均捐助金額為134歐元。
自2010年起至今，多個群眾集資項目已為羅浮宮帶來超過350萬歐元收益。類似成功案例還有同樣籌得約1,000萬港元的「起佢路姆西泰斯拉博物館」（Let's Build a Goddamn Tesla Museum）計劃、籌得約189萬港元的2014威尼斯雙年展意大利國家館等。
捐錢理由多 難一概而論
當然也不是所有群眾募資都能成功，莫如說是失敗者更多。侯斯頓當代藝術館想集得3.2萬美元搞Andy Warhol展，結果只籌得5,300美元；華盛頓赫希洪博物館名聲較響，戰況卻反更慘烈，本欲籌3.5萬美元辦艾未未展覽，卻只得555美元；不過再衰也不夠倫敦的UFO博物館提案。97萬美元的遠大理想，最後僅換來370的零頭。
草民音樂營沒這麼大想頭，以5萬港元為目標。走筆之際成績為2.5萬元。這個類似於日本Fuji Rock的野營音樂會，緣起於上月西九文化區自由野的橫風橫雨。當時其中一項活動「草民音樂節」被迫取消，無論是主辦單位還是音樂人都心有不甘，故希望在農曆新年前了卻心事，於1月18、19日以「草民音樂營」的名號捲土重來。
蔡志厚說，5萬港元只是最基本費用，希望最終能夠募集的資金數字為10萬至12萬元。這數目說少不少，多也卻不是很多。而吊詭之處就在於，你永遠無法預測成功機率有多大──目前仍未有類似於準則的東西，判斷集資計劃的成敗原因。
成功集資者宣佈勝利時，往往不忘聲稱「證明群眾認為計劃有意義」，或「計劃的理念廣受社會認同」。能否如此定義，我抱有懷疑──網民判斷是否捐助某活動時，其「意義」固然是考慮之一。可除此以外，廣告、宣傳、名聲、人氣，以至外在條件如經濟環境、社會風氣等，俱有影響。與此同時，即使某計劃對社會真有好處，但主流群眾又是否能理解？比方說草民音樂營，它不只是一個音樂會，某種意義上更是一場文化運動：讓長居於石屎森林的香港人重拾與草地的關係。但老實說，大眾決定是否掏腰包時，有誰會想得這麼深遠？
群眾募資到底是把項目生殺大權交給大眾的民主革命，還是一種鬥嘩眾取寵的商業手段？大眾（mass）的智慧又有沒有足夠水平，判斷哪些計劃對社會真正有好處？
這些問題難有定論。倒有一件真人真事可以分享。那是中國大陸首次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意見普查」。1994至1997年間，二人藝術家組合Komar及Melamid創作了一系列作品，名為The People's Choice 。他們先在一個國家委托市場研究公司做民意調查，細問當地人對繪畫的口味。抽象至喜歡甚麼顏色，實際至想要甚麼內容；大至畫中人是誰，小至物件稜角是圓是方，無一不問。
取得研究報告後，藝術家根據結果繪畫兩幅作品，分別是「最受歡迎畫作」和「最被討厭畫作」。同樣的項目先後在11個國家舉行，包括美國、俄羅斯、中國、法國、肯亞等。
當兩位藝術家發現，大多數國家最愛的作品都是藍色調人物寫實風景畫；最恨的都是抽象圖形畫之時，他們感慨道：「我們追求自由，最終卻找到奴役（Looking for freedom, we found slavery）。」
這句話後來就成為了他們的名言。
楊天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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