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媒體真是多難之秋，一張免費電視牌照的爭取，原本是程序的技術問題，竟然抖出官商共治的醜陋結構，還暴露地方與中央的矛盾情節。一家報社總編輯的更換，基本上是人事進退的任免，居然扯到本土與外來價值的衝突。從電視到報紙，相關爭論都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其實全跟權私和財益糾纏不清，所謂社會責任頂多是塊遮羞布。
在商言商，無綫電視計劃終止出租山頂發射站給港視，並不意外。有土斯有財，即使發射站設在有限的公有土地上，使用權的合約畢竟掌握在財團手中，無綫因勢利導，採取對投資者最有利的法理手段，無疑是正當的商業策略。商人不為財，天誅地滅，更何況面對潛在的競爭對手。資本主義市場的常規是，玩家自由競爭，並承擔風險；缺陷之一是，勝者可能全拿，敗者血本無歸，後果是財富的不平等分配。
在自由市場裏，競爭機會不均等，經常是外力干預造成，特別是政府公權力的濫用。港視王維基申請免費電視牌照，鎩羽而歸，許多人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期待落空，奔走呼號，如天道淪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港視「神不知鬼不覺」，取得中移動香港子公司流動電視平台，以另一種身段登上舞台，各方驚艷，「魔童」到底留了一手。
生米煮成熟飯，有些人卻難以下嚥，驚動上方，為港視能否在7月開播平添變數。節外生枝，不論中移動母公司的調查是否演戲過場，或設法讓所有當事人各自找台階下，中央一出手，特區政府在免費電視牌照上庸人自擾，難堪窘境全一覽無遺。王維基提出司法覆核，以訴訟單挑港府「三選二」的決定，不過是背水一戰，以防萬一。
港視如何進行流動電視的交易已無關緊要，雙管齊下，無非是商業算計，成敗也只是財務報表上的數字得失。多一個或少一個電視頻道，對港人日常生活品質，未必有立竿見影的直接效益。從頭到尾，王維基不時揮舞公眾利益的大旗，跟行政長官梁振英以避免市場惡性競爭排斥港視的手法，都在操弄民粹，不僅矯揉造作，又虛應故事。資本主義市場的弊端是，商人可以假公濟私，左右逢源，而面不改色。被蒙在鼓裏的，是構成公眾的千萬小民，他們無地置喙，集體利益頂多是政商之間或財團對財團討價還價的籌碼。
報紙的市場操作也一樣，面對政經壓力，新聞自由與讀者知的權利往往最先成為祭品。《明報》在查良鏞（金庸）於1993年售予于品海後，一朝天子一朝臣，新聞報道和評論便日漸變調，公共利益的把握也因高壓節節敗退（如1993年10月間的席揚事件）。1995年，馬來西亞富商張曉卿接手《明報》集團，以客卿地位入主一份本土精英報紙，毀譽交加，例如傾向中國的傳言，跟台灣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在蔡衍明接手後，便一直籠罩在親中疑雲之下一樣。不管甚麽原因，《明報》總編輯的替換都會引起外部猜測和內部疑慮，被調職的劉進圖更被認為是報紙言論轉向的犧牲品，尤其是替代人選很可能來自報社和本土之外。
從過程看，電視市場的進出或報紙總編輯的走馬換將，根據官方或資方的說辭，全是單純的商業邏輯操作，無關排他或內鬥，更沒有討好當權派的因果關係。就結構來說，電視牌照、發射台租用與人事任命的糾紛，歸根究柢，都跟誰擁有香港媒體脫不了干係，牽一髮動全身，不會只是局部反應。
「誰擁有香港媒體」的問題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誰實際掌控媒體的所有權，亦即老闆是何方神聖；二是誰能左右媒體的運作，也就是所有權之外的支配力量，特別是新聞室與業務部之外的政經因素。前者很具體，聚焦容易；後者則相當模糊，不易捕捉。很多人只看到台面上的媒體老闆，無知或無視於後台的非媒體老闆。
從1983年初版到2004年的修訂版，美國新聞學者Ben Bagdikian在《The New Media Monopoly》中，抨擊世界五大媒體集團如何勾搭，並壟斷歐美各國電視、報紙、廣播、雜誌和互聯網的內容與形式，許多章節對媒體與政府權勢沆瀣一氣的批判，也不遺餘力。他指出，因為媒體集團和公權力彼此拉抬，各取所需，美國政府已經由消費者的保護角色轉變為大企業的保護者；作為集團的一部份，新聞媒體從而坐大，自成權力中心，服務的對象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商業老闆的荷包和政治後台老闆的權勢。
香港的媒體環境還不到壟斷局面，電視市場一家獨大的現象倒是公認的事實。特首梁振英拒絕發給港視免費牌照，無綫又決定終止發射台的租用，兩者看似獨立事件，針對的卻是共同目標。天下烏鴉一般黑，當政府與財團的利益相互掛鈎時，有霸權的政府（特區），就有霸道的媒體（無綫）或順服的老闆，誰擁有媒體就不能光看表相。《明報》總編輯的更迭應也如是，見微知著。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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